相比经常见诸报端的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小区却远在公众视野之外。社区自发、政府互动，面积微小、形式灵活，目前在全国已有近五万例。

 

从自下而上、杀猪立约的“婺源模式”，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式布局，这种生态保护弥足珍贵的形式要长足发展，关键在于培育用好民间自发的力量。

“截至2015年，中国已经建立了2740个自然保护区，覆盖了14.8%的国土面积，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大部分濒危物种的栖息地却在保护区之外；1085个物种中只有66个物种栖息地被保护区覆盖超过5%。”

2017年5月22日是国际生态多样性日，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自然观察报告2016》指出，现有保护体系存在漏洞，自然保护区是最主要的公立保护地，但对濒危物种的分布区覆盖不足。

2000-2014年中国森林面积减少的年度分布图。2000-2014年，全国森林共减少66,063平方公里，森林减少面积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数据来自《中国自然观察报告2016》。

在2000-2014年，排名前10的国家级保护区森林减少总面积占保护区内森林总减少的56.4%，平均每年森林面积减少96.9 平方公里。数据来自《中国自然观察报告2016》。

在2014年，保护区内合计有19.67平方公里的森林减少，远低于2000-2014期间年均减少 96.9平方公里面积。数据来自《中国自然观察报告2016》。

火灾和经济林种植两类区域面积占 2000-2014 年间保护区内森林减少总面积的 37%。数据来自《中国自然观察报告2016》。

面对这种缺陷，北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提醒南方周末记者关注一种独特的保护形式——全国4.84万个自然保护小区。“它数量庞大，但面积小，在往往不够建自然保护区的标准，但又需要保护的地方可以建自然保护小区。”

国家林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自然保护区体系建设工程建设重点中提到，要新建一批自然保护小区。这种保护模式比较灵活，但约束力不强。自1992年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在江西婺源成立，25年间，各地自然保护小区逐渐发展，有的成功护住了一方水土，也有的逐渐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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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猪立约

婺源县渔潭村北面的后龙山上林木葱郁，人迹罕至。2017年5月22日，年过七旬的村民程新旺踩着地上经年累积的枯叶，拨开随意伸展到山路上的树枝，在前方为南方周末记者领路。他已经三年没有走进后龙山了，除了上年纪后腿脚不便，更是因为村里约定俗成的规矩——无事不上后龙山，入山则不能带砍刀、不能捡枝叶，山上生长的一草一木烂也要烂在山里。

在后龙山这片自然保护小区里，村里约定：无事不上后龙山，入山则不能带砍刀、不能捡枝叶。 南方周末记者谭畅 | 摄

这座占地125亩的小山丘就是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1992年设立至今，“山上就没发生什么变化。”程新旺说。

山上现在长的是次生林。原始林也是村庄的“风水林”，护佑一方水土生态，在1960年代被砍伐殆尽。“整座山都光了，地皮都挖去烧灰。”

山林被毁后，蚂蚁开始进攻村庄。夏季多雨时，山下几户人家经常被淹。

到1970年代，当时的渔潭村支书程新奎决心以最强硬的措施恢复风水林。“那时候没有保护生态的概念，太超前，名义就是要保护村庄。”程新奎现年81岁了，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道。

村里张贴了布告，村民拿到了护林公约。那时家家户户烧水做饭还靠烧柴火，但程新奎靠着自己的威望，规定大家砍柴必须绕远道，不能从后龙山上带走哪怕一根树枝、一片落叶。

山下有一户人家，因为建新房砍了几株拦路的树枝。程新奎召集几位年轻人抓了这户人家的一头猪，宰杀后给村里二百多户每户分了半斤猪肉。“自此以后村里就形成风气，不要为了那点柴火，丢了那么大面子。”程新旺说。

这一切都是村里自发进行的。83岁的老会计程煜欣回忆，在十分工一天能挣7毛钱的时候，村里自己掏钱雇一位村民巡山，18元一个月，是份美差。“但一定要行得正，护得住后龙山，不然其他人都盯着。”

后龙山有护林公约，这一片自然保护小区的发端，正是来自村民的自发保护意识。 南方周末记者谭畅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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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模式

到1990年代初，渔潭村后龙山又蔚然成林，这引起婺源县林业局工作人员郑磐基的注意。

“鼓励植树造林是我的工作，但（管理）主要靠乡规民约，村里干部不支持就没用。”5月23日，南方周末记者见到退休十余年的郑磐基，他毕生从事林业保护工作，正开始撰写回忆录，其中专辟一章《保护小块天然林》回忆在婺源建立自然保护小区、创立婺源模式的经过。

中国建设自然保护区有面积大小的规定。郑磐基认识到，自然保护区建设存在越大越好的倾向，但江南各省有总量可观、面积小且分散的集体天然林，这些天然林是否具有保护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的作用，在林业系统内思想认识没有统一。

1992年4月，《科技日报》刊登中科院李庆逵等3名学部委员（1993年改称院士）提出的“应建立微型森林自然保护区”的建议，指出我国自然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地区，往往是人口稠密、交通便利、经济活动频繁的低山丘陵地区，在这类地区，建立大面积集中的自然保护区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在一个林（农）场或一个乡镇，分散建立一些面积几十亩至几百亩的微型森林保护区是可行的。同年5月，《中国林业报》登载108位专家、教授联名的“关于建立社会性、群众性自然保护小区”的倡议。

这两则新闻让郑磐基如获至宝，他希望让专家们的倡议马上在婺源变成现实。于是他联系渔潭村所在秋口镇上的干部，双方一拍即合，竖立碑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小区“渔潭村后龙山自然保护小区”。

郑磐基写下“关于婺源建立乡、村自然保护小区的商讨”，手抄一份送给当时的婺源县委顾问，得到热烈回应。婺源县政府发下通知，让各乡镇上报适宜建自然保护小区的地点，林业局派人指导，勾绘地图，确立边界。一时成立了乡级自然保护小区13个、村级及村小组级自然保护小区168个，多是当地的风水林。

1995年，国家林业局把婺源县建立自然保护小区的做法誉为林业分类经营的“婺源模式”，在全国推广。随后全国各省纷纷派团到婺源，参观学习婺源建立自然保护小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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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自发

仅从数据上看，自然保护小区在25年中超越了婺源一地，开始在全国扩展，南方地区尤多。

2017年5月23日，国家林业局宣传办工作人员答复南方周末记者，由于自然保护小区是民间根据实际需要自发建设的，全国没有统一要求，没有财政支持，也不掌握确切数据。据中国林业年鉴数据统计，截至2010年，我国自然保护小区总计4.84万个，总面积1384万公顷，平均285.95公顷。

“这个数字可能比2000年还略有下降，说2000年的时候有5万个。婺源模式开始以后，很多东部地方一哄而上，成立了很多，时间长了之后反而是下降。”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李晟之走访过广西、云南、四川等地的一些自然保护小区，在他看来，自然保护小区实质是社区保护地。

在李晟之所写的《社区保护地建设与外来干预》一书中，社区保护地指的是社区群众对于自然资源采取自我约束或排斥性干预活动的区域。“社区保护地中有一部分和政府互动比较多、政府登记备案的，属于自然保护小区。”李晟之说。

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简称“美境自然”）的创始人张颖溢参与过2010年《广西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小区管理办法》的制定，她坦言，全国各地对自然保护小区没有统一认识。“所谓的自然保护小区或者社区保护地，很多都有着非常好的传统文化，他们有意愿去保护。” 

和自然保护区相比，自然保护小区不仅是面积小。“自然保护区是审批制，自然保护小区是备案制。”张颖溢提醒。当自然保护区划分了核心区、缓冲区和外围区，政府专门配备人员和资金进行保护时，自然保护小区主要依靠的是社区自发或外来干预激发的保护意愿。

这亦是婺源县林业局野保站站长洪元华的些许感受。“婺源模式说到底还是个理念，就是要把风水林保护起来。”2017年5月22日，他翻动着当年记录着自然保护小区名录的泛黄纸页，坦率地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实际上村落的风水林能不能保护住和传统文化、宗族管理有关。这些（自然保护小区）又没有资金扶持，政府管不了它，它也不要你管。”洪元华已经很久没有对照着名单去检查这百来个自然保护小区的现状了，他了解到，有些村庄仍愿意保护，有些已经开了路、建了房子、浇了水泥地，不可能恢复为林地。“我到1998年就看清楚了，（婺源模式）可操作性太低，根本推广不了。现实是很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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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互动

而自然保护小区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政府该如何与社区互动。“政府的管理往往是很刚性的，一定要规范地说出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但是社区自发的保护是弹性的，两者怎么兼容。”李晟之举例说，当老百姓要保护一块森林、防止外人打猎时，往往采取的做法是觉得打猎多的季节就每天上山巡逻，猎人来得少的季节就不上山。而政府则硬性要求每个季度都要上山巡逻一次，就和老百姓动态调整的机制不一样。

“政府要让老百姓去保护，不能把老百姓原有的机制破坏了。”四川省林业厅开始委托李晟之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小区管理条例，李晟之为这件事，在2017年下半年一连安排了三场研讨会，除了林业、环保专家，还广泛邀请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科学领域专家。“自然保护小区涉及乡村治理，我们想比较开放地去总结经验，争取有所突破。”

张颖溢则认为，政府的认可本身有其价值。“政府不像对自然保护区那样对自然保护小区去投资，但是这些外部的认可是非常关键的，可以让社区更有积极性地去保护。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让社区在保护中受益，比如在自然保护小区中引入城市儿童自然教育，更会促进他们去做这件事。”

环保组织作为对社区进行外来干预的力量，在自然保护小区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四川省平武县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就是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干预和帮助下，村民们开始保护当地生态。

平武县是中国野生大熊猫最多的一个县，内有五个大熊猫保护区，但并未完全覆盖大熊猫栖息地。关坝村就是处在大熊猫保护区外的重要保护地段，但又面临保护空缺问题。据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西南山地社区保护项目负责人冯杰介绍，团队于2009年到达村庄，做本底调查，开社区大会，动员村民们组成巡护队员保护河沟里的鱼类和山上的植被。

“只有村民能管好村民。而且大家可以共同商量，到底要多少钱我们才能把社区保护好。”冯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关坝沟流域自然保护小区每年用15万元资金解决了20平方公里的生态保护，其中12万元来自乡镇的国有林保护资金和村上集体积累，3万元来自市场。而附近一个110平方公里的自然保护区，一年政府投入是50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