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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城市水价制度只是“看起来美”

媒体:科学网  作者:文静、王宇、熊争艳
发布:灞上人家 2016/1/20 12:43:57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和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剧,未来我国面临的水安全形势将更趋严峻,传统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以当前的水资源“家底”,如何保障十几亿人口的用水安全,如何撑起第二经济体的前行步伐?

构筑中国水安全,需要全新“水战略”。

从治水到亲水 新时期“水之道”浮出水面

“原油可以进口,世界石油资源用光后还有替代能源顶上,但水没有了,到哪儿去进口?”2014年3月14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5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问题振聋发聩。

中国需要怎样的“水道”?这是一个时代命题。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在人水关系上,就是要从以前的治水、用水,走向惜水、亲水、实现人水共生,这是新时期中国的‘水之道’。”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所长王建华说。

“传统的水利发展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水利部部长陈雷认为,今后要推进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加快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从粗放用水向高效用水转变,从过度开发向主动保护转变,把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配置、节约、保护各个领域。

新的“水之道”,是现实发展的必然之需。

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近2/3城市不同程度缺水;27.2%的河段水质、67.8%的湖泊水质为三类以下,无法饮用;全国约30万平方公里地下水超采……日益凸显的水安全危机,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出挑战。

新的“水之道”,是人水关系演变的规律呈现。从早期的对抗到利用,再到当下的走向共生,人水关系发生着深刻的演绎变化。

在历史学家眼中,农耕文明就是一部水患发生史、人水斗争史。根据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统计,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历史里,中国共发生水灾1621次。这期间,人与水的关系中对抗色彩明显,治理水患成为农耕文明的一大主题。工业革命以来,随着大范围水电利用,人水关系演变为人对水的利用关系,在生产力空前发展的同时,也让水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污染加剧、生态恶化等问题逐渐暴露,生态专家一度发出“水利对人有利、对水无利”的感慨。

“当前,人类社会已进入人水和谐共生的新阶段,人类与河流的关系应是既要改造和利用,又要主动适应和保护。人类要由河流的征服者,转变为河流的朋友和保护者。”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说。

“‘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建设节水型社会’,这是党中央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水情和经济发展新常态,准确判断‘十三五’时期水资源严峻形势基础上,针对水资源管理工作提出的指导方针和总体要求。”陈雷表示,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必须坚持思路先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新时期水利工作方针,加快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

摆脱水之困还原水之美,各地探索哪些“水之术”?

“皮肤一碰到水,就会发痒。”这是浙江省浦江县浦阳街道辖区水域河长张明凯对浦阳江水曾经的“深刻记忆”。

古有传说:西施在河边浣纱,水中鱼儿被她的容貌惊艳得沉入河底。这条河就是浙江境内的浦阳江。但前些年,浦阳江却成了一条触目惊心的“牛奶河”。

上世纪80年代起,2.2万多家水晶加工户陆续遍布这座山清水秀的小城,加工的粉末废物把沿途的支流染成了一条乳白色的河,河中的鱼儿死了,溪边的芦苇不见了。

浦江人手捧的“水晶饭碗”,难道注定要盛满无法入口的污水?

“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2013年,浙江全省启动“五水共治”行动,全省污染最严重的浦阳江成为首个攻坚对象。

开展水晶偷排专项整治;开展六条支流河道清淤疏浚和清理垃圾、打捞河道废弃漂流物;实施街道13个村环境卫生连片整治建设;强力推进拆违治污……

浦阳江污水整治是“五水共治”的例证。“共”是关键,也是难点。

“从治的内容看,上、下游共治,左、右岸共治,水岸共治;从治的主体看,省、市、县、乡、村共同治水,环保、水利、建设、农业等部门共同治水,社会、企业、公众共同治水。”浙江省治水办副主任施彩华表示,一定要“一盘棋”,共同部署,系统治理。

如果说“五水共治”是靠外力来实现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那么该如何释放水资源管理的内生动力?用好“市场之手”十分关键。

在“缺水之都”北京,农民李凤霞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水的金贵。

以前种自家的4分菜地,算成本只想着种子、肥料、农具等,从没想过水。2015年,她开始“算计”着浇水。

“过去浇地只收抽水的电费,现在改按方收水费,而且有用水限额。”李凤霞说,窦店镇河口村分配给她80立方米的年用水指标,以后用水得更节省。

这一变化源自房山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包括河口村在内的11个村2.1万亩井灌区。房山区水务局农水科科长于占成说,农灌结束后,对限额内节约的水量进行奖励,限额内的水量每节约一立方米奖励1元,用水户的节水积极性被调动了起来。

水是公共产品,水治理是政府的主要职责,但政府主导不是政府包办。充分利用民间资本、优化对水资源的配置等探索,已在一些地方扎根发芽。

安徽省定远县引入民间资本治水已近10年。记者在该县永康自来水厂看到,车间内几台大型自动化净水设备正不间断生产自来水。该厂日供水2万吨,受益群众2万多人。

水厂总经理朱从军说,该厂总投资5000多万元,国家和个人“四六开”,政府财政控股,但不参与盈利和分红,盈利全部归社会投资者,社会投资者拥有所占股份的产权。

定远县全域化规划布局自来水厂选址建设,每个片区只准建设一个日供水3000吨以上的自来水厂,并将各水厂供水范围特许经营权授予其社会投资主体。“这样既避免了政府多点重复无序建设,又考虑到了自来水厂长期运行和生存问题,保证了社会投资者风险最小化。我平均年纯收入可达120多万元。”朱从军说。

“定远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资金的三分之一来自于社会资本,既缓解了地方财政压力,又培养了一支专业队伍来长期运营自来水厂,政府只需加强监管和稳定水价。”定远县水务局副局长唐全胜说。

截至目前,定远县已有60多万曾经饮水不安全的群众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

好模式正在各地推广。在北京、福建、广东、云南、海南等地,积极建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探索通过特许经营、股权投资等形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水利工程建设运营。

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还需要出台哪些“水之策”?

以水定产、以水定城,说起来容易,落实起来难度不小。

河北,我国水资源最匮乏的省份之一,地下水超采严重。同时,河北又是我国十三个粮食主产区和旱地粮食作物重要供给区之一,用水的70%来自地下水,其中地下水的70%多用于农业灌溉。

“一方面国家这两年投入巨资在河北压采地下水、保生态,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要求出产量。在生态问题突出、国家粮食产量充足的前提下,能否适当核减河北一些地下水超采严重市县的粮食生产任务?”河北的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

“以水定产、以水定城,就是有多少水干多少事。目前水资源承载能力刚性约束有待于加强。”许新宜呼吁。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是近年来我国严格管水的亮点。具体来说,就是将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指标和阶段性管理目标逐级分解落实到省市县三级行政区,各省区市建立由政府主要负责人负总责的行政首长负责制。

“‘三条红线’能否真的成为‘高压线’,还需要强化考核结果的运用,使考核与地方官员‘官帽子’真正挂钩。水问题成因复杂,‘九龙治水’治得好,必须要地方一把手重视。”在采访中,一些地方干部说。

价格是市场机制的核心。目前,能够反映水资源稀缺程度的水价机制还不健全,造成“水龙头拧不紧”。

“农业用水占60%以上。现在全国农业水费平均每亩地9分钱,只是成本的1/3,而且实收率不到一半;投入5到8元钱节约一立方米水,而水费才省1毛多钱,一亩地按300立方米水来算,才节约几块钱,市场积极性不高。”业内专家对记者说。

在城市生活领域,目前,我国在29个省区市的321个城市已建立居民阶梯水价制度。有专家指出,在一些城市,由于第一阶梯水量设置得过多,市民节约用水的积极性并不高,水价制度只是“看起来很美”,必须切实推进水价改革。

此外,对水的治理,还要系统发力。

“水与土地、山林不同,水是流动、循环的,水问题的解决必须遵循其流域性规律,在流域层次上建立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工程师朱党生说,协调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地表水和地下水关系,统筹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防洪减灾、水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等需求和目标。

“水生态保护和修复,要从局部区域和河段向区域和流域尺度转变,从传统水利工程向生态友好型水利工程转变,从行政推动向立法、技术及标准制约阶段发展。”朱党生表示,严格水生态空间管制,留足河流、湖泊及河湖滨带的保护范围,开展退耕还湿、退养还滩,构建生态水网体系,实施河湖水系连通。

专家呼吁,提高流域机构监督执法地位,推进以流域为单元的综合管理;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及其经济利益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快建立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执笔于文静、王宇、熊争艳,参与蔡敏、周楠、郭雅茹、吴锺昊、刘羊旸)(原标题:重塑中国“水战略”——中国水安全形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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