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隆山山名演变

 

兴隆山在唐以前以山势高峻，常有“白云浩渺无际”，故称“栖云山”。宋末至明代，以宋时湖南衡山道士秦致通、河南嵩山隐士李致亨在此修行“羽化”，又称“栖仙山”。

 

明代末年，满山庙宇毁于兵燹，以致“鸟声争喧，人迹罕到”（刘一明《栖云笔记》、雍诚仁《万善同归》）。

 

清代康熙年间（1662—1722），逐渐由道教信徒（信士、道士）重建，两峰又复现庙宇林立、香烟缭绕的兴盛景况。当地群众出于其“败而复兴”之意，分称东峰为兴隆山，西峰为栖云山。到乾隆年间（1736—1795），兴隆山道士刘一明和金县（榆中时称“金县”）邑候、绅士们聚会时提出：“山有以形势名者，如五台山；有以神居名者，如普陀山。而兴隆山之名既失形势，又非神居，似乎商贾字号”，“此山出身雄勇，形势有力，起伏活动，到头起顶有如龙兴之状，兴云降雨，亦有兴隆之意。若二山分名之，西山既名栖云，东山宜名兴龙”（《栖云笔记》）。

 

当时，西峰“栖云峰”未作变更，东峰名称起了几个。金县邑候唐鸣钟以东西二峰对峙争秀，起名“争秀山”（《甘肃全省新通志》记兴隆山东峰“一名争秀山，俗名东山”，《金县志》记“兴隆山，即争秀山”，其来由即源于此）；主持兰山书院的临洮诗人吴镇起名兴云山，并题诗：“出岫云依化石松，兴隆名字苦凡庸，不如直作兴云好，一滴滂沱待老龙”（《金县志》列入榆中八景诗中）。经磋商，大家觉得，“争秀兴云，其名虽佳，然人普称兴隆已久，不能更移，以兴龙名之，龙生云而云从龙，龙隆同音，两山相对，名实相当，可以永传”（《栖云笔记》）。于是确定将东西二山分别命名，东峰为兴龙山，西峰为栖云山。

 

嘉庆（1796—1820）末年，由于庙宇和楼台亭阁的进一步增多，庙会活动的发展，招来山西、河南、陕西、青海、宁夏、四川、新疆以及甘肃境内各地州市的商户云集兴隆山峡口一带。这些商户一方面比喻此山兴旺，另一方面又盼自己生意兴隆，提议将东西二山总称为兴隆山。金县县令同当地道士商议。道士说：“山有龙兴之状，此地必出真龙天子（皇帝），藏龙卧虎之地，不可明言，应予忌讳。再则，历代帝王均嫉怕有龙飞之象。”因此，又将东峰兴龙山更名为兴隆山，但人普遍将东西二山总称为兴隆山。清光绪二十六（1900）四川重庆人陈昌任金县知县后，听到县衙人役对兴隆山的介绍，上山游览，见两峰争翠，一水中流，百鸟争喧，一派龙腾虎跃之势，站在山头自叹道：“兴隆二字，埋没了这山景！”下山便草拟公文，上报甘肃布政使。说：“‘兴隆’二字埋没山景，有损山威”，提议又改称东峰为兴龙山，西峰为栖云山。不久，布政使岑春煊批文到达，同意将兴隆山改名为兴龙山，西峰称作栖云山。但是人们已贯称为兴隆山，所以一直没能改正过来。只有四十年代初任震英、洪文翰游记文章称作兴龙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兴隆山之名又有新的发展。在一些游记、诗文中，文人墨客将其称作兴隆山，而具体说东西两峰，便分别称之为“兴龙山”和“栖云峰”。

 

兴隆山名山兴衰

名山的兴衰，决定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兴隆山的兴起，除了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外，宗教对它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东汉桓帝建和年间（147—149）沛国丰邑人张道陵在四川鹤鸣山、青城山收徒传道。有人就开始在兴隆山求雨、请晴。

 

东晋时，葛洪（284—364）系统论述了战国以来的神仙家理论，并总结了神仙方术，注重个人修炼。陕西有人便到兴隆山凿洞修行，实践葛洪长生不老药的采集与炮制。

 

其后北方鲜卑族南下陇西后，乞伏氐在榆中苑川建立西秦国都，第三代国王乞伏炽磐崇信佛教，在上庄尖山子凿建“千佛洞”，佛教随之传入兴隆山。

 

唐贞观年间，榆中属吐蕃领地。唐王朝在送文成公主入藏时在榆中境内建立寺院，使佛教在榆中广泛兴盛起来。兴隆山便成为佛教名山。

 

李唐王朝以老子后裔自居，利用神权显示唐室“以承天命”。高宗乾封元年（666），李治追号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李隆基视道士为宗室。唐武宗（841—846）兴道灭佛，道教发展。兴隆山道士在东峰2632米的茂林中兴建虚皇殿、玉皇殿，由峰巅向谷底伸延，道观遍布全山刘一明《栖云笔记》载：“唐宋时神殿甚多，香火兴旺，称洞天福地焉。”

 

宋初，道教为第二大宗教，与佛教享有同样的地位与特权。到徽宗时，赵佶兴道排佛，各地大建道观。崇宁年间（1102—1106）衡山秦致通、嵩山李致享来到榆中县城，居住于城南清虚观（曾有碑记），尔后又到兴隆山修建道观，发展道教。

 

宋仁宗景祐三年（1026）西夏王赵元昊为了争夺马啣山牧场，同宋军、蒙兵作战于新营和上庄马莲滩一带。到元代时，由于种族统治和奴役，当地农民有的被征集当了“驱丁”（军中役卒），有的逃到南方，土地荒芜，道众四散，兴隆山大部分庙宇因失修而倒塌。

 

明代朱元璋为了提高汉族地位，恢复唐代衣冠形式，对道教一方面表示尊崇，另一方面加强利用和控制，使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为兴隆山的再度开发起了一定的作用。万历二十八年（1600），天旱无雨，金县邑候王津到太白泉祈祷，“沛然降雨”，山西游客张梅“倡首出资七十金，并募十方，择山顶平处，修建玉帝行宫”。后来逐年发展成为中国道教在西北的兴盛之地。

 

天启元年到崇祯二年（1621—1629），陕西、甘肃连续九年大旱，而赋税不断增加，陕甘两省农民不断举行起义。崇祯二年，甘州总兵杨肇基在去北京“勤王”途经榆中时，因兵饷不足发生兵变，明迁即派兵镇压，兴隆山再度遭到兵燹，使“道场变为荒山，净地易为茂林，路径莫辨，人足不到”，所存只有“灵官殿和玉皇行宫”，并且“破漏歪斜，神像剥色”（《栖云笔记》）。

 

清康熙年间（1662—1722）统治者迫于人民反抗斗争的压力，采取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的措施。康熙二十三年（1824），金县善士徐联率先倡导，同道士梁期遴、汉鼎铉、汉鼎建、王仁普、张弘功捐献银两，并到周围乡村募化，用三年时间，重建了玉皇殿、玄帝殿、大佛殿等建筑17座，使此山“败而复兴”。

 

康熙末年，当地良田开始集中于少数富裕农户。到了雍正年间（1723—1735），虽然信士们仍有意敬神，但无钱捐建道观，而兴隆山降雨量较多，殿宇大多坍塌。

 

乾隆年间（1736—1795）在历史上称作“乾隆盛世”。此时，清政府对人民采取“怀柔”政策，全国大量土地被开垦为良田，手工业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所以，人民生活状况大有好转。乾隆二十八年（1763），金县邑候唐鸣钟始建山下“云龙桥”。三十三年（1768）把总林启明重建大帝殿。四十四年（1779）山西平阳府曲沃人刘一明访“秦李二仙迹”到兴隆山，住持四十二年，游医募化，在青海张氏生员和宁夏固原信士谢祥、谢贞、谢禄、谢福和谢思孝、谢思弟等人的资助下（其中谢氏共捐助白银800多两），重建和添修殿宇62座。咸丰年间（1851—1861）云游道士康效先募化修补东岳行宫。

 

同治三年（1864），由于社会矛盾、民族矛盾严重，甘肃回民起义，道众逃往他乡，很多殿宇因无人住持而倒塌，致成“砖石堆山、荆棘成林”（雍诚仁《万善同归》）。

 

光绪年间（1857—1908），榆中生产恢复，陕、甘、宁、青不少商人到榆中县城和甘草店、兴隆山峡口定居。光绪三年（1877）云游道士李鹏程见此残状，又募化银两，并请庙会会长、香客余君英、周武资助，至光绪五年（1879），重建东岳台六曹殿6间，西峰圣母殿3间。光绪八年（1882）道士李至陛又募化重修十王殿6间，山神、土地殿各1间。十四年（1888）兰州游客谭维翰朝山至此，见工程浩大，助银220两，修殿宇航局间，神龛10间，牌坊1座，丹房10间，山门1座。同时，兰州香客李万福捐助铜钱1400串，金妆神象，十七年告竣。二十六年（1900）陕甘总督魏光焘、甘肃布政使岑春煊拨银重修云龙桥，始建太白宫。宣统元年（1909），本山道士雍诚仁等人募化重修了混元阁、黑虎殿、雷祖殿、祖师殿、三官殿、娘娘殿等。

 

1939年至1940年，民国甘肃省政府为迎接蒋介石来兰，在兴隆山栖云峰下修建了“蒋介石行邸”。1948年，西北军政长官公暑主任张治中在东峰兴建“喜松亭”，扩建“三官殿”。至1949年，全山有建筑物70多座（院），共计房屋1000余间。

 

新中国成立后，甘肃省总工会修建了“甘肃省第一工人疗养院”。1958年县政府重建“云龙桥”，从此，兴隆山在游览胜地的基础上，逐步发展成为避暑、疗养、游览综合利用的旅游风景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开始清除意识形态领域和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影响。1981年，县政府拨款28000元，将云龙桥作了改建。1984年，县政府成立了兴隆山旅游区筹建委员会。当年冬季，采取社会募捐和邀请甘肃省秦剧团老艺人义演等方式，集资13万元，于1985年5月开工上水、架设输电线路，铺设东峰台阶山道1970米。同年农历六月初四恢复传统的兴隆山庙会。省委书记李子奇、省顾委主任黄罗斌、省人大副主任王道义到会剪彩。至1993年，兴隆山东峰由县旅游局负责重修了关圣殿、太白楼、喜松亭、大佛殿、望河楼，新建了栈道、牌坊、落霞亭、滴泪亭、游乐场、留芳长廊、朱德纪念亭、三官阁综合服务中心。西峰由甘肃省林业厅、兴隆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投资和民众集资共14.92万元，铺设了长2520米，宽2米的4607级台阶山道，维修了二公祠、丘祖阁、菩萨阁、蒋介石行邸、牡丹亭，修复了自在窝、七真殿、黑虎殿、混元阁，新建了牌坊、抚云阁，使之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区。

 

兴龙山——栖云山的取名

 

兴隆山在唐以前以山势高峻，常有“白云浩渺无际”，故称“栖云山”。宋末至明代，以宋时湖南衡山道士秦致通、河南嵩山隐士李致亨在此修行“羽化”，又称“栖仙山”。明代末年满山庙宇毁于兵燹，以致“鸟声争喧，人迹罕到”。清代康熙年间，逐渐由道教信徒重建，两峰又复现庙宇林立、香烟缭绕的兴盛景况。当地群众出于其“败而复兴”之意，分称东峰为兴隆山西峰为栖云山。到乾隆年间，兴隆山道士刘一明和金县（榆中时称“金县”）邑侯、绅士们聚会时提出：“山有以形势名者，如五台山；有以神居名者，如普陀山。而兴隆山之名既失形势，又非神居，似乎商贾字号”，“此山出身雄勇，形势有力，起伏活动，到头起顶有如龙兴之状，兴云降雨，亦有兴隆之意。若二山分名之，西山既名栖云，东山宜名兴龙”（《栖云笔记》）。

 

当时，西峰“栖云峰”未作变更，东峰名起了几个。金县邑候唐鸣钟以东西二峰对峙争秀，起名“争秀山”，主持兰山书院的临洮诗人吴镇起名兴云山，并题诗：“出岫云依化石松，兴隆名字苦凡庸，不如直作兴云好，一滴滂沱待老龙”。经磋商，大家觉的“争秀兴云，其名虽佳，然人普称兴隆已久，不能更移，以兴龙名之，龙生云而云从龙，龙隆同音，两山相对，名实当，可以永传”。于是确定将东西二山分别命名，东峰为兴龙山，西峰为栖云山。
 

嘉庆末年，由于庙宇和亭台楼阁的进一步增多，庙会活动的发展，招来山西、河南、陕西、青海、宁夏、四川、新疆以及甘肃境内各地州市的商户云集兴隆山峡口一带。这些商户一方面比喻此山兴旺，另一方面又盼自己生意兴隆，提议将东西二山总称为兴隆山。金县县令同当地道士商议。道士说：“山有龙兴之状，此地必出真龙天子，藏龙卧虎之地，不可明言，应予忌讳。再则，历代帝王均嫉怕山有龙飞之象。”因此，又将东峰兴龙山更名为兴隆山，但人普遍将东西二山总称为兴隆山。
 

清光绪二十六年，四川重庆人陈昌任知县后，听到县衙人役对兴隆山的介绍，上山游览，见两峰争翠，一水中流，百鸟争喧，一派龙腾虎跃之势，站在山头自叹道：“兴隆二字，埋没了这山景！”下山便草拟公文，上报甘肃布政使。说：“‘兴隆’二字埋没山景，有损山威”，提议又改称东峰为兴龙山，西峰仍称栖云山。不久，布政使岑春煊批文到达，同意将兴隆山改名为兴龙山，西峰称作栖云山。但是人们已贯称为兴隆山，所以一直没能改正过来。只有四十年代初任震英、洪文翰游记文章称作兴龙山。
 

在公元197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兴隆山之名又有新的发展。在一些游记、诗文中，文人墨客将其称作兴隆山，而具体说东西两峰，便分别称之为“兴龙山”和“栖云峰”。

 

兴隆山道教文化

 

榆中县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以及宗教旁门高灯会（普渡门）。其五教中最早传入兴隆山的宗教是道教，始于东汉桓帝永寿年间，四川鹤鸣山人在兴隆山传播张道陵道教理论，始有人在兴隆山修行，此后，历代绵延不绝。佛教于汉明帝时传入我国，东晋十六国时乞伏炽磐在尖山东山堡下修“千佛洞”，唐贞观时佛教盛行，新营有十二寺，苑川有三寺，麻家寺一带有三寺。伊斯兰教于清乾隆八年（1743）传入榆中。基督教始于清末光绪年间由三角城乡大兴营村人沈学廉引入。迄至今城关镇教堂有信徒500多名。纵观历史，道教为兴隆山宗教活动的主体，所以，史称兴隆山为道教名山。

 

道教源于殷商时代卜筮吉凶的巫师。汉成帝时（前32—前7）方士甘忠将黄帝、老子（合称黄老）的道教学说与儒家谶纬学说的具体内容相结合，作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太平经》的出现与传播，标志着道教的形成。道士形成于战国时期，时齐人邹衍以五行阴阳学说解释“知仙方”、“炼丹术”，此“神仙方士”逐渐变为道士。道士宗派较多，存在时间较长的有两大派：一是张道陵（34—156）创始的“天师道”，又称正一派、正一道、阴阳，不出家，不蓄发，可吃荤、娶妻；二是宋代陕西咸阳人王重阳（1113—1170）创始的“全真派”，称道士，住道观，蓄发挽髻。道观首建于武帝封二年（前109），“公孙卿上言武帝：‘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盆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面候神人”（《史记?封禅书》）。

 

兴隆山道观发祥于何时，尚无准确文字记载。据道士武宗贤回忆，兴隆山自在窝有本《神仙纲鉴》说，东汉张道陵传道时，兴隆山就有了庙宇。而另一种说法是始于两晋。“唐宋时香火兴旺，称“洞天福地”（《栖云笔记》）。清代盛期共有道观七十多座，房屋近千间。顺序按“神”的尊位高低由上到下依次排列。东峰有虚皇殿，祀虚皇道君（元始天尊）；玉皇殿，祀玉皇；杨泗将军殿，祀杨羲；太白泉，祀太白金星；三官殿，祀道教最先奉祀的神祗，即天官、地官、水官；三教洞，祀孔丘、释迦牟尼、李耳；无量祖师殿，祀无量太华天尊；老君殿，祀李耳；孙真人庵，祀王重阳弟子之七孙不二（女、清静派）；娘娘殿，祀天竺人韦古道；灵官殿，应祀都天灵官王善，而兴隆山却《封神演义》中的赵公明；关圣殿，祀忠孝节义烈士关羽；山神洞，祀烛龙；龙王庙，祀传说中主管降水之神——龙王敖广；混元阁，祀上清灵宝天尊；斗母宫，祀北斗众星之母女神——“先天斗母大圣元君”，又称园明道母天尊（即斗姆、北斗星）；雷祖殿祀太乙雷声应化天尊，并称都天纠察大灵官（又称作黄帝之妻，乃误）；寿星庵（女道士住持称庵），祀南极长生司命真君，并称南极真人；三清殿，祀玉清境清微元天尊、上清境禹馀天灵宝天尊、太清境大赤天道道德天尊；七真殿，正殿祀王重阳七个弟子：马钰（后开遇派）、谭处端（南天派）、刘处玄（随山派）、丘年机（龙门派）、王处一（嵛山派）、郝大通（华山派）、孙不二（女、清净派）；东西两侧殿祀南五祖张伯瑞、石杏林、薛道光、陈泥丸、白玉蟾，北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灵官殿，祀王善；二仙洞祀秦致通、李致享；三圣洞祀轩辕、苍颉、文昌；朝元观祀吕洞宾；丘祖阁祀长春真人丘处机；土地祠祀土地；北峰东岳台东岳殿，祀东岳大帝，全称为东岳天齐仁圣大帝，又称东岳天齐大帝、东岳泰山君、邦都大帝；救苦殿，祀太乙救苦天尊；还有六曹殿、十王殿、白云观、五龙宫、财神殿等。谷底有总神殿祀“十天尊”：东方玉宝皇上天尊，南方玄真万福天尊，西方太妙至极天尊，北方玄上玉宸天尊，东北方度仙上圣天尊，东南方女子生度命天尊，西南方太灵虚皇天尊、西北方无量太华天尊，上方玉虚明皇天尊，下方真皇洞神天尊和混元老祖等。

 

道教宗派最大的有四个，其中真大道与太一道在元明时衰败，只存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指出家道士，以王重阳为教祖。正一派道士民间俗称天师道，以张道陵为教祖。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孛儿只斤铁穆耳授天师道传人张宗寅次子张玉材（第38代天师）为“正一教主”。从此“天师道”又名正一教、正一道。一般不蓄发，可吃荤、娶妻，主要从事斋醮、诵经、做道场和察看风水、划穴安灵、卜吉凶等。

 

兴隆山道观均由全真派道士主持。唐前无考，宋有秦致通、李致享为全真派第17代。其辈次为：怀玄抱真，道合无为，养素守默，保光图和，致虚冲阳，承化弘先。

 

清乾隆、嘉庆年间刘一明为全真龙门派（龙门派由王重阳弟子丘处机所创）第11代弟子。其辈次为：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元明，至理宗诚信，崇高嗣法兴，世景荣惟懋，希微衍自宁，住修正仁义，超升云会登，大妙中黄贵，圣体全用功，虚空乾坤秀，金木性相逢，山海龙虎交，莲开现宝新，行满丹书诏，月盈祥光生，万古续仙号，三界都是亲。

 

兴隆山由全真龙门派第12代弟子为冯阳贵、康阳全、张阳志、马阳建、刘阳精、李阳新、李阳益、自阳和、李阳观、任阳固；第13代为唐来绣、魏来成、贾来宾、刘来庆；第14代为魏复林、郭复祥；第15代为王本贤、梁本中；第16代为达合明、曾合典、杨合恒、彭合真、朱合瑜、杨合明、马合珍、王合兴；第17代为金教立、孙教林、李教元、罗教荣、段教顺、李教慧、周教成、李教镇、石教玺；第18代为康永会、杨永清、杨永瑞、姬永畅；第19代为刘元贞、余元吉、焦元乾、赵元善、马元海、任元顺、蒋元禄、王元慧、曾元庆、张元山、周元珠；第20代为马明成、张明山、王明尚、冯明禄、赵明成、杨明福、胡明清、赵明宣、丁明真；第21代为李至陛、李至忠；第22代为赵理臣、裴理享、杨理镇、张理新、冯理全、韩理明；第23代为武宗贤、王宗贵、张宗仁、刘宗汉、张宗正；第24代为雍诚仁、康诚享、李诚方；第25代为岳信清。

 

1935年县长叶超成立兴隆山道教协会。东岳台冯永权为道长，另有四个“巡照”，系娘娘殿杨元初、菩萨殿陈明礼、二仙台严至和、太白泉张宗仁，时道众达60多名。1951年，兴隆山道士共52人，土地改革时分了土地、牲畜。1952年葛明瀛为会长。1954年兴隆山道众成立生产队，太白泉张宗仁为道教协会会长。1956年有道士40人，道姑1名，张宗仁既为兴隆山会长，又为中国道教协会理事，金理南为协会文书。1957年有道士41人，实际住山38人。1958年住山道士40人。1959年二仙台住持严和为会长至1963年。1969年又有道士整修殿宇、洞穴，塑山神、土地关羽、关兴、周仓神像祀奉。1990年有全真龙门派道士道姑7人常住。全真龙门派第25代传人岳信清为甘肃省道教协会理事。另外流动住兴隆山道士、道姑约10人。按照教义，兴隆山道士以读《经》为主；其次为学医（中医、针炙）、采集草药、炼制蜡丸；再次为练功（含气功、武功）。与其他道士所不同的是道众都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刘一明在峡口购买水浇地66亩，山旱地72亩。次年又购买26亩。兰州信士又捐赠广武门邓家花园附近田地55亩。道众以此为基础，在山上开荒，至1949年兴隆山道士有田地1300余亩，种植粮食、药材和出租，用其收入以自养和修缮庙宇。嘉庆年间，山上道众四处购买枣木，将刘一明释道、医学著作全部刻版印刷、发行于世，其中《经验奇方》、《眼科启蒙》在民间防病治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兴隆山道众除了每日诵经、焚香、接待施主外，还按照传说中“神”的诞辰日期举行较大的道教活动。如农历正月初九日纪念玉皇大帝，正月十九日纪念丘处机诞辰；二月十五日纪念太上老君；二月十九日纪念观世音菩萨；三月初三日纪念无量祖师；三月二十日纪念三教教主；四月初八日纪念释迦牟尼；四月二十八日纪念药王；六月初六日祀奉山神。祭日活动以全真派为主，有时正一派（阴阳）也加入其行列。正一派道教活动以“高功”为大，高功穿法衣（红色，有黄色八卦，后背有太极图），余均穿黑色道袍。乐器以鼓、钹、锣、唢呐、铙为主，没有箫各行其是笛，气氛比全真派热烈，乐曲也更为动听。演奏时除规定的乐谱青天歌、汉东山、朝佛祠、将军令、太子降香、观音辞外，吹奏民间歌曲绣荷包、放风筝、孟姜女等。

 

兴隆山东省道教有一特殊规定：平日焚香、诵经只敲磬和各庙铜钟，不敲混元阁巨钟。只有大的祭奠活动时，先敲混元阁巨钟，再敲各殿小钟，祭奠活动才能开始。

 

目前兴隆山道教活动场所有：山神洞、关圣殿、大佛殿、娘娘殿、孙真人庵、三教洞、太白泉、玉皇殿、丘祖阁、菩萨阁、七真殿、黑虎殿、自在窝、二公祠（改祀菩萨）、二仙洞、三圣洞、混元阁。活动内容为诵经、化缘、卜卦、接待信士。

 

刘一明的文化历史

 

刘一明是山西曲沃县人，生于清雍正十二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卒于清道光元年正月初六，终年88岁。原名万周，字一之，号秀峰，入道后改为一明，号悟元子，是全真龙门派第十一代弟子。

 

刘一明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在甘肃巩昌（府名，今陇西）开店经商，家境较好。在父母的引导下，他幼年苦读诗书，17时，对道教发生兴趣。读书之余，他远游各地，求师访道，在榆中县遇到龛谷老人，得到丹诀。45岁后，留住兴隆山，重开山门，恢复古迹。在34年时间里，他游说四方，筹集资金，共修建道观62座，房到将近1000间。正是有了刘一明的努力，到清代最鼎盛的时候兴隆山有道观70多座，神殿按着神的地位，依次由底到高排列，蔚为壮观。

 

 刘一明精通内丹、《易》学，兼通医学，尤其擅长眼科，他著作丰富，涉及佛学、道教、哲学、医学、文史等几个领域，共35种198卷，成为中国道教史上的重要人物。
 

在西峰雷祖殿南侧的山湾中，有上、中、下三台组合而成共计106.73平方米的建筑群，系刘一明“修真”处，称“自在窝”。上层系砖木结构房舍，相传为太上老君炼丹处，实则为刘一明炮制草药蜡丸的地方；中层为中间大、两端小的三孔砖窟，为刘一明藏书室，曾存放刘一明各种书版；下层仍为砖窑，是刘一明著书、诵经处。书房东侧有一小砖窟，螺旋式屋顶，下大上小，成八卦形。窟内石板作炕，长约２米，宽约１.３米，呈卵形。此系刘一明的卧室。清乾隆年间松花道人吴镇撰《自在窝络》说：此间屋儿，不漏不破，不高不低，外面三楹，内里容一座。未许人来往，只有我坐卧，无拘亦无束，自唱还自和，终日玩图书，深夜辩功过，常将玉液烹，间把金华磋。噫！分明尘世造化窝，包藏天地古董货，其中趣味少人知，快活受用暗赞贺。
 

自在窝上中下三层有石阶相联，贯为一体。四周环以栎树、蔷薇、栒子、樱桃。入夏，红、黄、紫、白各色山花争芳斗艳，令人目不暇接；仲秋，黄中透红，红中探绿，游客醉意难抑。
 

自在窝前系舍身崖。舍身崖原称炼真崖，是以“险”考验是否真人“仙”之意。其险处通往自在窝的山径为栎林掩映的羊肠小道，宽不盈尺，下为百米山崖，行其路稍有疏忽，便可“一失足成千古恨”。清光绪三年，有个姓戴的道长夜间在雷祖殿同道友饮酒带醉而归，过此路时，落于悬崖。因山崖之下栎树密集，道徒数日没有找到尸体，以为道长在此得道升天，就将炼真崖改名为舍身崖。山径虽险，但刘一明居此四十余年，平日著书立说，闲暇时立地观景，看松涛，望崇山，闻溪鸣，听鸟语，超然人事红尘之外，确也自在有加。
 

刘一明既为道学、医学、气功学的实践者，又是道教、医学、气功的理论家。他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去粗取精的总结，撰成文字刻版印刷，推广于世。其著作分为释道、哲学、医学、史料四大类（将文艺、气功散写于道书史料之中），共35种198卷。
 

 成吉思汗与兴隆山

 

夏、金在榆中的争夺战尚未结束，紧接着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又率兵南下，于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年)到了榆中。

 

当时的榆中兵荒马乱，成吉思汗大战西夏于马莲滩(今上庄乡东南)和瓦川会城(今新营境内)。由于西夏主阵地和侧翼的紧密呼应，双方进行了数十天的殊死较量，死伤惨重。最后，西夏军战败，弃城西逃。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年已65岁的成吉思汗开始最后一次军事远征——攻灭西夏。蒙古铁骑很快攻克甘州、肃州之后，成吉思汗来到闻名遐迩的兴隆山休养。兴隆山东为榆中川，水草相宜；西为马衔山，牧草丰盛；南北皆为起伏的山丘，芳草茵茵，乔灌林木参差相间。但由于多年的战争，道众四散，庙宇沦为兵营，有的因失修倒塌。成吉思汗到兴隆山后，决定住在东峰眼光殿前。将士们在殿旁搭起帐篷，让成吉思汗在帐内休息。第二天，成吉思汗让部下找来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受封在外)，交待说：守业比创业更难，会猛攻也会坚守，才能得天下。攻下西夏后至少用两至五年时间先把内部整顿好。应该多办一些顺民心的事。几种语言的百姓都顺从了，你们就会天下无敌。在兴隆山，他还和耶律楚材等人设定了“联宋灭金，尔后灭宋”的政治方略，为口后灭宋奠定了基础。

 

成吉思汗在兴隆山度过了深秋和冬季。1227年春，蒙古大军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今银川市)之后，成吉思汗率领一部分军队南下，攻打金的辖区。人夏时，成吉思汗再度来到兴隆山。在兴隆山，他将窝阔台、拖雷叫到跟前嘱咐道：“广土众民欲御辱，必合众心为一，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铭记。”据《元史》卷一载，闰五月，成吉思汗、耶遂哈敦“避暑六盘山”到了“清水县西江”行宫。在围猎野马时，不慎从马上摔下，一病不起。无数蒙汉神医都没有挽回他的生命。1227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十二日，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逝，享年66岁。成吉思汗死后秘不发丧，由一辆牛车在天亮前送出清水县境，最后送到漠北，葬于三河之源的大肯特山一带。由于成吉思汗生前曾到兴隆山，1939年7月，其灵榇由内蒙古伊金霍洛迁到兴隆山，暂厝十年之久。

 

成吉思汗逝世后，忽必烈先灭了西夏，后灭了金和南宋王朝。明灭元蒙后，境内蒙古族改称“鞑靼”，榆中县北山因此留下了诸如鞑靼窑、撒拉(浪)沟等北方民族地名。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最后一批鞑靼人撤离榆中地。

 

成吉思汗陵迁兴隆山

 

1938年，为避免在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寝遭到日军的盗窃或轰炸，国民政府计划采取迁移成吉思汗灵寝的办法予以保护。

 

1939年2月25日，国民政府立即做出迁陵计划，由蒋介石签书手谕：兹派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军事委员会科长唐井然、郡王旗西协理贡布扎布为护送专员；派伊盟盟长堆沙王、郡王旗扎萨克图王、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等为起陵致祭官。迁移地址确定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兴隆山。6月9日举行起陵典礼，6月10日用驼车装载起陵，6月15日到达榆林，受到榆林各界悬旗欢迎，全城鸣爆竹迎祭，灵柩车前进有序，众僧侣诵经继之，灵车进北门穿城直出南门。随棺而行者有邓宝珊、高双成、石华岩、楚明善、唐井然、公布扎布等。6月16日改以汽车载运南下。当灵柩经过延安时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王若飞等及延安各界人民的热烈迎送和祭奠，声势浩大、庄严肃穆。6月24日灵车到达咸阳，6月25日下午由咸阳出发经西安，受到了西安各界3万多人列队郊迎5里之遥，26日举行社会各界的公祭，祭后即起程西行，途径甘肃平凉等地。7月1日到兰州，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率军政官员、社会各界代表、群众郊迎10余里，举行了盛大的迎祭仪式。祭后即驱车向目的地兴隆山，举行安灵仪式。

 

成陵迁兴隆山后，供设在兴隆山大佛殿正殿，成吉思汗灵寝供在正殿中央，中悬成吉思汗像，像貌魁伟刚毅，像前安放成吉思汗银棺，长1.2米，宽0.77米，高0.995 米。棺周镶嵌由黄金雕琢的龙凤图案，成陵左旁安放成妃福晋的银棺，长1米，宽0.6米，高0.70米，其形状和装饰与成陵相近。在成妃灵柩前陈一朱漆小箱，上置红木雕花为底座的方镜一面，长0.42米，宽0.32米，据说这是成吉思汗西征欧洲时所得，凯旋后赠予爱妃。殿内以黄布设幕，悬挂着陕甘各界致祭时的花圈、挽联、匾额。棺柩上覆盖着许多彩绸祭幛。灵柩右侧竖立着成吉思汗生前所用钢矛，矛头长0.20米，柄长2.50米，外裹黄绸，上绕黑毛叫“苏鲁锭”重约200斤。矛前置一桌，上陈宝剑一把，长1米，是成吉思汗生前佩剑。殿内还悬挂着一件大小与剑不合比例的剑鞘，恐是后来的配物。

 

成陵迁兴隆山后，由甘肃省政府派宪兵队守护。随陵由蒙迁来护灵蒙民27人（家属除外）专事上香、祭奠、清扫、诵经之事，并承担季祭、年祭的筹备工作，直接负责每月初三日的月祭活动。守灵人员（宪兵和蒙民）的薪金、生活补助、祭奠费用由伊克昭盟和甘肃省蒙藏委员会拨付，由榆中县地方财政代支，护灵人员房屋维修装饰等费用由榆中县政府拨付。

 

每年农历四月十八日是成吉思汗诞辰纪念日，为一年之大祭，其余一年中正月初一、三月十八、七月十四、九月十二日为季祭，此外每月初三为小祭。年祭、季祭由甘肃省蒙藏委员会会同内蒙伊克昭蒙政府军政长官、社会各界名流参加，历届榆中县县长应召为陪祭官员。主祭官公推有德政、有威望之人担任。

 

每次大祭，需用羯绵羊30至40只，每月小祭需用羯羊6只，加上香、表及其他祭品，每年祭祀费用可达八九万元大洋。另外，还有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和社会名流来兴隆山祭拜成陵也耗资颇丰。可见成陵厝置兴隆山期间供奉和祭祀的场面宏大，仪式隆重、守护严密景况之一斑。      

 

成吉思汗陵寝自1939年7月1日迁至兴隆山，至1949年马步芳在兰州解放前夕将成陵迁至青海省塔尔寺止，前后10年，在这期间，榆中人民对成陵表现了极大的敬仰之情，并对成陵的守护和祭奠做出了一定贡献，涌现了众多美好的传说。同时成陵在兴隆山的停放，给兴隆山增添了新的文化遗迹，提升了兴隆山这座“陇右名山”的旅游和观瞻价值。成陵迁走后，在大佛殿雕塑成吉思汗像一座，供人们瞻仰和祭奠。

 

1954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应广大蒙古族人民的要求，请准中央人民政府，将成吉思汗的灵柩由青海省塔尔寺迁回原址——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据悉“2010年6月26日（农历五月十五）由达尔扈特人主持的成吉思汗四时大祭之一的夏祭——淖尔祭在鄂尔多斯市的伊金霍洛旗隆重举行。近800年来，达尔扈特人祭祀的圣灯一直没有熄灭过，13世纪开始形成的祭祀文化代代相传，保留和传承至今，堪称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萌发了笔者写作欲望，将此段历史事实奉诸报端，以飨读者。

 

刘一明阐释道教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著述最多者是王常月，次之便是清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年)的榆中兴隆山道士刘一明。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以《道书十二种》汇集了他的主要著作，足以证明刘一明著作的价值。
 

刘一明道号悟元子，又号素朴子、被褐散人，原籍山西平阳府曲沃县人(今山西闻喜县东北)，生于清世宗雍正十二年(1734年)九月十九日。少年的刘一明即读儒家经典，一心向往功名，尤好技艺、医卜星相、地理字画。后来在读《吕祖传》中黄梁梦时，遂产生出尘脱俗的念头。他先后游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先后拜龛谷樊老人和风翔齐丈人为师，皈依道门，清高宗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到甘肃榆中兴隆山。
 

兴隆山，距榆中县城七公里，古有衡山道士秦致通、谏议大夫李致亨二人在此修行。刘一明观其脉来马衔，面对虎邱，左有凤凰岭，右有兴隆山，双峡锁水，四兽有情，于是决定留在这里修行。在此后的40多年里，虽然他也曾几次出山远游，但主要的活动地却在兴隆山。他的大量著作成就于此，日臻成熟的道教思想不断通过他的笔阐发出来，丰富了我国宗教文化宝库，使北宗道教思想日趋完善。他的著作不但被门人木刻印刷流传于道教界，上海江东书局、翼化堂和常德府护国庵于嘉庆、道光、光绪、民国年间铜版印刷，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为人们研究道教典籍的普及读物和修身养性的指南。
 

刘一明邃玄教、精易理、擅养身、长医术，因而他的道教著作博大精深。按内容分为三类，一类为对古代典籍、著述的阐释发挥，如《周易阐真》《周易注略》《三易读法》《金刚经解蕴》《心经解蕴》《黄庭经解》《孔易阐真》《参同直指》《西游原旨》《无根树解》等。这些著作中，刘一明不拘泥于历代各家解说，而是紧紧把握性命双修这个主线，阐发自己的独到见解。
 

《周易阐真》一书中，作者指出，丹道即易道，圣道即仙道，《易》非卜筮之书，乃穷理尽性命之学。所以在此书中，刘一明尽将丹法寓于周易图卦系辞之中，力譬象而就实义，去奥语而取常言，直指何者为药物，何者为火候，何者为进阳，何者为退阴，及修炼中下手、止足、温养、法丹、先天、后天、逆运、顺行等问题，就其图象卦象，细为分析，一气贯穿，使学者先穷性命之理，后究性命之道。
 

刘一明在《周易阐真》里，继续阐发东汉魏伯阳的丹经理论，以浅显的语言，就龙蛇铅汞之法，验以爻系图象，剔除其“劣歧”，归于宗主，将炼丹与六十四卦卦体、卦辞一一阐释，使后学者少走旁门曲径，直奔本源。
 

值得一提的是刘一明的《西游原旨》。此书后来由中国近代大文学家鲁迅点评，学者胡适对其认为《西游记》作者为丘处机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刘一明认为，这本书主要在于阐明三教一家之理，传性命双修之道。在释则为金刚法华，在儒则为河洛周易，在道则为参同悟真。所以书中以西天取经故事，发金刚法华之秘，以九九归真，阐参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师徒演河洛周易之义。
 

他认为，此书立言与禅机颇同，其用意处尽在言外，或藏于俗语常言中，或在一笑一戏里分其邪正，或在一言一字上别其真假，或借假以发真，或从正以避邪，千变万化，神出鬼没。俗语常言中暗藏天机，戏谑笑谈处显露心法，古人所不敢道者不敢泄者，邱真君(指丘处机)言之，其造化枢纽，修养窍妙，无不详明具备，可谓拔天根而钻鬼窟，开生门而闭死户，实在是返本之源流，归根复命之阶梯。悟之者不必遭八十一难之苦而一筋斗云可过，不必用降妖除怪之法，而一金箍棒可毕。然而后世之注家以《西游记》为演义传奇而已，仅取一叶半简，以心猿意马毕其全旨，且注解每多戏谑之语、妄证之词，未能贯通西游原旨。而悟元子刘一明《西游原旨》昭若日星、沛若江海，指出西游一书即阴符也，即参同也，周易也，始知《西游记》为修炼性命之书，犹如一灯明幽室，百邪自遁藏。书末《西游原旨歌》更是形象概括集中了《西游记》的真谛及主旨，使后之读者豁然醒悟。
 

刘一明的另一类著作是作者对修养性命感悟的总结，如《神室八法》《修真九要》《修真辩难》《修真后辩》。
 

《神室八法》一书中，作者将人的修身立命比作修筑神室，以刚、柔、诚、信、和、静、虚、灵喻之，如神室之梁柱、木料、基址、椽瓦、门户、修壁、堂中、主人。虽然此书语言平易、通俗，但其理精微，讲修道即修神室，神室完全，大道成就，永无渗漏，脱灾免祸，人于安然自在之境。
 

《修真九要》一书，作者则从自己青年时期走过的弯路，警示天下修道者，必须由浅人深，依阶梯登高，循九要而人，辨明邪道，纵不能行此天下稀有之事，亦可以知有此稀有之事，庶不致空过岁月，虚度一生。这九要是：戡破世事、积德修行、尽心穷理、访求真师、炼己筑基、和合阴阳、审明火候、外药了命、内药了性。刘一明总结自己少年慕道而未遇明师、不辨是非而几乎受害的教训和幸遇龛谷老人、走上正道的感悟，整理完善了龛谷老人学道、修道的思想，总为九条，为初学者循序而人的阶梯，并且批评了“未曾学道，即欲成道，未曾学人，即欲作仙”的糊涂思想。
 

 在《通关文》一书中，作者明确指出修真大道，窃阴阳，夺造化，了性命，脱生死，为超凡人圣、成仙作祖之大事。但世间学道者多如牛毛，成道者如凤毛麟角。究其原因，皆因学人一身偏病，满腔邪气，所以感不动师友，以致空过岁月，枉劳跋涉。作者积数十年之经验，潜心著书，以结知音，使学者先尽自己之事，由近到远，而性命修持之功，也由此进步。作者在此书中罗列日常生活中色欲关、恩爱关、荣贵关、财利关、穷困关……共50条，皆学道人要命关口、阻路大道。作者还指出，性命之道，天下第一件大事，第一件难事，非大力量大功德之大丈夫，载不起，作不成，果能打通诸般关口，大道在重，直登彼岸，纵横逆顺没遮拦，步步见功，何愁道之难哉乎!
 

刘一明的著作，很为当时学林所称誉，为当代宗教界所重视，如他的《修真难辩》，能从体、用的角度把先天后天之道，统一为一体，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就道之用言；无形无象，是就道之体言。太极未分之时，道包阴阳，太极既分之后，阴阳生道，道者阴阳之根本，阴阳为道之发挥。所谓太极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成太极，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这种从宇宙生成论出发，以道为世界本源，阐明道与物相互为体的认识，给后世学者以很大启迪。
 

刘一明对前人著作的阐发与解释为易学研究者起到震聋发聩的作用。他的理论，不仅名贯西北，而且与饮誉南方的傅金铨齐名，所谓“南傅北刘”成为道林的一致评价。
 

大量的诗词、曲、杂文、楹联、散文、杂感，是刘一明第三类著述，这类著作，以《会心内集》《会心外集》《栖云笔记》《悟道录》为代表。其中《太和记》《自乐记》《三教辩》《示李鼎实书》等篇章，抒写了自己“不喜荣华，只爱恬澹，慕的是云朋霞友，好的是日精月华”这种恬淡自如、超群脱俗的胸怀。《太和记》则如陶渊明《桃花源记》的笔调，写作者入一幽谷见到的种种美妙、奇异景象，在一黄发丈人带引下，来到一个叫太和的小村，老丈人自我介绍号为太初子，隐居此地15000年矣，并诫之再三“无可妄泄，世无知音”。其实，这里所描写的境界，正是作者所追求的非色非空，似有似无，杳杳冥冥，恍恍惚惚的理想天国。《三教辩》一文，刘一明从另一角度以“鹦鹉以舌利而人笼，孔雀以尾文而受拘，獐兽以脐香而被害，狐狸以皮贵而丧生，龟以灵而剥壳，蚌以珠而剖腹，蚧以尾而受刈”的道理，指出“鹦鹉藏舌，孔雀脱尾，獐兽失香，狐狸去毛……”蓄精养神，遁名晦迹，静养太和，以全大造之功的“修行立命”思想。在此文中，作者通过分析、比喻、类比等手法，阐明儒、释、道三教不同，其意总欲引人人于至善无恶为要归，并归纳道：儒有精一之道，道有得一之道，释有归一之道；儒有存心养性之学，道有修心炼性之学，释有明心见性之学；儒有道义之门，道有众妙之门，释有方便之门，得出了溯源穷流，三教一家的结论。
 

乾嘉之际，正是清王朝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此时的道教功法，已突破了三教界线，趋走合一。刘一明正逢其会，成为此中最具代表性的革新派人物。理学不但在《西游记原旨》里表露得十分清楚，而且在其他诗文中一以贯之，如诗《达摩赞》《如来》《读西游有悟》《王母宫》《三易注略吟》《叹修道不识真》《西关礼拜寺》中都渗透了这种思想，他为兴隆山道观撰写的楹联“均是圣人何分儒释道三教，总归正理要会身心意一家”、“三教原是一家又何必分别门户，一心归去敬三元只须秉烛焚香”更是直言了三教一家的革新观念。
 

《悟道录》是刘一明自遇龛谷老人后，在求道的艰难实践中的感悟和总结，当他明白了“大道必要真传，性命还须双修”后，方悟出天地间万事万物，眼之所见，耳之所闻，足之所至，身之所经，头头是道，件件藏真，都蕴含着深刻的道教理论。于是，拈取世人所共见的日月星辰、云电雷雨、山川草木、鸟兽人物……发挥阐扬，使学道者能够少走旁门曲径，直通大道，其中如月借日光、接桃接杏、木茂水长、松心竹节、水上火下、动热静寒、癫汉醉人、淘金拣玉、木偶泥胎、曲酒米粥、瓶满瓶半、空谷传声、蚌珠鸡卵、婴儿无心……共九九八十一条。刘一明借助自然、生活现象，先铺叙其固有的特征，后以有象穷无象，以有形辨无形，发挥阐扬，细细分析，言浅理明揭示出其中之道：借阳化阴、护持根本、心实节坚、水火相济、凝聚三宝、返老还童……使后学者从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中，领悟处处皆道及“大道至简”的道理，以修身养命。
 

刘一明不但以其著述丰富了道教理论宝库，弘扬了道教思想，并创立了“性命双修”的北宗学派，而且以他坚实的步伐实践了道教思想。他在几十年晨钟暮鼓的岁月里，完成了道教著作22种，募化修建了灵宫殿、洗心亭、三清殿、黑虎殿、均利桥、混元阁、雷祖殿、斗母宫、王母宫、吕祖阁、邱祖堂、朝阳洞、三圣洞、迎善桥、菩萨殿等道观62座，开坛讲经，形成兴隆山道教丛林。在新庄沟荒坡地开垦50多亩，部分主持自种，部分租种，作为零星补修之费。至此，兴隆、栖云两山败而复兴，殿、观、阁、廊、桥、路错落有致，信土弟子吃住有处，形成了一处完整的道教活动基地。因此，刘一明又被后人称之为“兴隆山建设的功臣”。

 

道光元年(1821年)正月初六亥时，刘一明进入预先为自己建好的墓洞内，召集门人弟子，一再嘱咐要以性命为重，功行为先，言毕溘然而逝，享年88岁。(1997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文玲《道学家刘一明》详述了刘一明生平及其宗教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