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有可能，此前就有中国科学院学者团队比较全面的研究过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和保护对象的匹配性问题，认为我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布局与生物多样性空间格局和生态系统服务格局匹配性不高，60%以上的自然保护区面积主要分布在青藏高原地区，但重点保护物种栖息地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东部与南部地区。现有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对不同类群栖息地的保护状况也有较大的差异，对哺乳动物及鸟类栖息地的保护关键区域覆盖比例较高，但对植物、两栖和爬行动物的栖息地，以及水源涵养、土壤保持、防风固沙与碳固定等主要服务功能的关键区域覆盖比例较低。北大学者团队深化了木本植物保护现状及未来可能情况的认识，殊途同归，都足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自然保护区是维护自然生态利益的产物，在以人的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发展起来，十分不易，反映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愿望，但没能对自然保护目标实现更好的覆盖保护，也不为怪。我们现在说保护优先，可是从过往看很难做到这一点，尤其自然保护区反映就地保护的需要，必须占用一定的水土空间资源，是个选择题，选择保护势必影响到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经济利益，人掌握着主动权，结果便往往成了开发利用优先。所以，我国绝大多数自然保护区特别是后期建立的，基本上都是开发利用后的剩余保护，即剩下什么地方就保护什么地方，能保护什么地方就保护什么地方，愿意保护什么地方就保护什么地方，以致经济社会难能布局发展和近期不打算开发利用的高海拔地区、深山老林地区、冰川雪山高原湖泊荒漠戈壁地区等，自然保护区面积上占了很大比重。

这些地方当然也有重要的保护价值，值得保护，多保护比少保护强，但我们的目标是要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整体性、均衡性保护，尤其经济社会活动强烈地区，保护目标更多，保护需求也更为迫切。野生动植物及其所在生态系统分布于何处，反映的是环境适合度，是物种对环境的长期选择和适应，并不能随着人的干扰破坏而迁移它处，如东南沿海的物种到青藏高原去，这是不可能的，否则世界上就不会有濒危物种，因为人不可能把地表都占领了。问题是人不想占的地方，其他非本地物种也不想去，好山好水好地方不仅是人的需要，其他众多野生生物何尝不需要呢。如此说来，一种生态类型、一个物种的多保护并不能取代另一种生态类型、另一个物种的少保护或不保护，相互之间没有替代关系。

这决定了保护必须顺应目标的自然分布，其地带性分布在哪里，保护就跟进在哪里。这是“顺应自然”的实践标准，也是就地保护的科学依据。如果不主动做出改变，继续维持开发利用后的剩余保护，必然是生态系统同一性增大、保护对象多有重复的过度保护，和许多不同生态系统、不同保护对象没有覆盖到的保护不及并存。过度保护本身当然不是问题，但容易掩盖长期保护不及的问题，久而久之物种灭绝风险加大，甚至失去抢救性保护机会，损失就大了。以现在的情况，森林生态系统类在现状自然保护区中占有过半数比例，是名义上覆盖度最高、保护最好的类型，居然对木本植物生命之树覆盖很差，其他生态类型和保护对象更不用说了。取得现状保护不易，但形势还要求努力突破现状。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性公约》第十五缔约方大会已经胜利闭幕，未来两年中国将继续担任主席国，积极引导“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目标落地，确保通过的相关决定得到全面落实。其中目标之一是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对我国发展自然保护地体系来说，是挑战也是机遇，必须认真贯彻落实COP15的精神，实现有质量的30%就地保护覆盖。这就是高举保护优先的旗帜，充分认识开发利用后剩余保护的局限性，把就地保护由事实上被动的开发利用剩余导向，全面转型到积极的自然目标地带性分布导向上，把地处人类活动密集区面临严重危险甚至危在旦夕的多样化生态区域、生态系统、物种分布区，优先保护起来，哪怕是残留的只要保护就有希望。

在这一进程中，即便涉及到经济利益丰厚的好山好水好地方，人该让着的也要让一让，否则就难说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很大进展，也终究改变不了许多保护对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被动局面。同时，面对人类活动密集区人与自然高度交叉的情况，也要有更加灵活多样的保护形式，积极发展社区保护、企业保护、非典型保护地保护等，以增强可操作性和实际效能。如此，自然保护地覆盖面就有可能显著改善，有效降低灭绝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