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上，如果一个变量跟随另一个变量成比例地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坐标系中呈现一条直线，就称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为“线性”关系。相反，两个变量之间没有一一对应的确定关系，不能成比例变化，就是“非线性”关系。随着人们对现实世界认识和思考的不断深入，许多现象逐渐打破了人们对世界的“线性”认识，非线性科学逐步兴起。

那么，非线性科学是不是也可以借用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分析和形势评估上呢？生命世界同物理世界一样都是复杂世界，二者再有机结合形成生态系统，更是巨复杂世界，各个物种各有其生态位、生存对策和生境选择。以人类活动为驱动力的生态系统变化，对各个物种的影响效应不一样，也就有了物种不同的命运。如果把各个物种看作变量，有可能甲物种前景看好，乙物种也会跟着好，表现线性关系，但也可能甲物种前景看好，乙物种仍旧濒危甚至走向灭绝，表现非线性关系，这种现象在不断游走迁徙的动物群体中更易观察到。

以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例，占据保护舆论中心的长江江豚，分布在河流生态系统自然性较好的中下游，鄱阳湖、洞庭湖与长江自然连通，水文情势、畅通性完全满足江豚栖居和短距离洄游的需要，又有长江大保护和10年禁鱼，违规建设占用、资源利用等胁迫因素少了，食物多了，种群数量有增加，一些江段恢复分布，甚至还出现在赣江河口地带，物种形势趋好。但这并不代表其他长江物种都跟着江豚一并转危为安，实际上不同物种的不同生态习性、生境需求及其适应性等，很难用一个物种的生存状况概括其他众多物种。

最典型的是一生中90%的时间都在海洋生存，剩下10%的时间溯江而上至金沙江下游和长江上游产卵繁殖的中华鲟，类似长距离洄游、生活史复杂，生境多样性高的物种可能不少。但现在的长江上游仍然是一座座拦江大坝的世界，也未见有其它辅助措施，溯江而上已不可能，原来的产卵场淹的淹、埋的埋，大多也不存在了。可是，溯江洄游到特殊生境产卵，是这些物种在自然演化史上形成的特定习性，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其基因密码被一代代保存下来亘古难变。相信“我不要灭绝”是所有物种的最高理想，然而个体生命时长有限，只有不断繁育后代才是物种不灭的保障，可它们洄游繁育之道长且阻，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

这说明，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增加和中华鲟自然繁殖终止以及种群数量趋于0的其它长江物种，包括知名的白鱀豚、白鲟等物种和历时5年专项调查中未能采集到标本（直说也是种群数量趋于0）的135种鱼类间，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关系。按照保护中旗舰物种地位和伞保护理论，长期被认为是旗舰物种的长江江豚情势好转，就不应该有自然繁殖终止和种群数量趋于0的物种，最少要有复苏的迹象，然而奇迹并未出现。同为旗舰物种的中华鲟，更是自身不保、伞形坍塌，何以惠及其它物种。可见旗舰物种、伞保护理论的局限性。

生物多样性的特点就是“多”，生态系统类型多、生物种类多，环境要素多，人类活动也多，多种多样的物种适应多种多样的生境，对不同人类活动的反应也各不相同，情况极为复杂。可能为了便于掌握情况，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条理化，旗舰物种和伞保护理论应运而生，就像经济社会工作中突出重点、典型示范一样，试图达到以点带面、一好百好的效果。这在生态系统完整、食物链健全的条件下可能是适用的，物种间能保持一定的线性关系。但现在许多生态系统、食物链都残缺不全，一些威胁因素还在甚至有加重趋势，没有岁月静好的条件，更多物种间就生存力和种群数量而言，呈现典型非线性关系，一好带不了三好。

鉴此，借用非线性科学分析各物种的具体情况，也许非常有助于更客观、全面地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多些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防止以保护形势趋好的物种全面取代生存维艰甚至挣扎在灭绝边缘的物种。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所有物种都应该得到保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特别重视个别物种，转向以生态系统为抓手的整体性保护，从大面上改善那些看得见的关键制约因素，从而把最不幸的物种从苦难遭遇中解放出来。只要生存环境好，所有物种都会好起来。几朵花的鲜艳不是春，我们要争取百花齐放春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