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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应介入保护决策

媒体:PlateauWild  作者:李梦姣
发布:保护区资讯 2017/8/25 10: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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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护一个物种或者一片栖息地,我们如何决策?科学研究又如何影响保护决策?

几十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呼吁,保护决策应该充分利用科学研究的数据。然而,多年来情况并没有改善。

证据自满”

最近,英国剑桥大学的威廉姆·J·萨瑟兰(William J.Sutherland)和克莱尔·沃德利(Claire Wordley)在《Nature Ecology & Evolution》上发表论文。论文指出,尽管同行评议的科学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但在保护实践中,凭借直觉、个人经验和趣闻轶事做决定,仍然占据主流。

在保护圈,“决策无数据支撑,真实影响从未被测量”的情况存在已久。萨瑟兰和沃德利用 “证据自满(evidence complacency)”来形容这种令人担忧的现状。这种自我满足不仅会浪费大量的资金、时间和机遇,还会让保护事业被扣上不正当投资的帽子。因为保护事业通常是由纳税人、企业和慈善捐赠支持,公正合理是资金投入的基本底线。

沃德利说:“在过去几十年中,关于保护科学的研究井喷般增长。论文发表有保护实践者,也有学术界的研究人员。但是,论文的增加并没有对实际的保护操作产生影响。”

比如,英国修建了很多辅助蝙蝠跨越道路的吊架。这种吊架非常昂贵,每个耗费约100万英镑。对比吊架建成前后蝙蝠的死亡率,科学家发现,吊架没能有效保护蝙蝠种群免受公路建设的影响。但即便证据充足,昂贵的蝙蝠吊桥建设仍然热火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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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辅助蝙蝠跨越道路的吊架,造价不菲、用处不大,但依旧大建特建。图片来自网络。

萨瑟兰和沃德利认为,“证据自满”有多种原因。比如,保护实践者不知道有哪些实证研究或成效评估,或者没接受过如何利用实证数据的充分培训。大部分保护实践者在制定保护决策时,并没有考虑相关成效评估和实证研究,甚至认为纠结于成效评估费时费力、没有意义。

爱德华·盖姆(Edward Game)是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亚太区域的首席科学家。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保护实践者其实很愿意并且热衷于收集和利用实证数据。“我认同萨瑟兰和沃德利的观点,保护决策对实证成效的重视和利用不够也不严谨。除了他们提到的部分原因,导致这种局面的还有更复杂的综合因素。”

“使用现有的实证数据也不容易。太多的科学论文价格高昂,没法免费获取。除非他们有学术机构的访问权限,或者愿意花一大笔钱,否则无法阅读科学研究的成果。”沃德利说,“而且,科学论文通常堆满术语,晦涩难懂 ,读起来也不愉快。”

在剑桥大学,萨瑟兰领导着保护成效实证项目(Conservation Evidence Project)。该项目正在搭建保护实证研究的智库:用简单易懂的语言重新整理科学论文,提供给保护实践者参考。沃德利提到,科学家正在计划与相关保护组织合作,制定将实证研究用于保护行动的建议和指南。

路易丝·格鲁(Louise Glew)是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保护成效实证项目的负责人。她十分认同科学家应该多与保护实践者和决策部门合作。“单打独斗无法赢得保护,必须争取更多的人参与进来。科学家需要与决策部门直接对话,了解影响决策的因素,精确找到决策人背景知识的空缺和切入点”。

格鲁补充说, “科学家和实践者需要共同验证保护行动的成效,并与相关决策人紧密合作,形成对某种保护方法的共识。保护实践者和资助方也需要设计干预行动和筹资结构,更多创造对比研究的案例,供科学家验证假设,否则无从得知哪些干预措施有效,哪些无效。”

盖姆提出,对保护成效的实证研究,需要打开眼界,不能局限于同行评议的研究。他认为,萨瑟兰和沃德利在论文中讨论的是狭义的保护实证,主要是对照实验和定量研究。然而在保护领域中,专家研判也是重要的成效评估形式,当然这种方式要求有更高的透明度和可靠性。

“关于保护成效实证的更大问题是,保护领域中普遍缺乏针对实证成效本身的可靠理论支持。没有一套公认的指标来对比和衡量不同的保护行动,评估它们的成效。”盖姆补充道。

 

 

起而行之

2016年8月,大象普查显示非洲大陆的大象种群都在急剧下降。紧接着,研究人员呼吁要获取更多更好的数据。其论调是,只有当我们掌握每个物种在哪里、有多少,才有希望保护它们。

“无稽之谈!”2016年10月,哈佛学者亚伦•艾里森(Aaron M. Ellison)在《Nature》就科学数据与保护决策问题发表了更激进的看法。

更好的数据并不能拯救大象、犀牛或任何一个物种。数十年来,有太多的个人、学术机构、各级政府以及国际NGO在收集和整理这类数据。然而当自然遗产被大肆破坏时,这些数据无足轻重。

当然,生物多样性数据可以在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设定优先保护物种或区域,吸引公众对受威胁和濒危物种的关注。但生物多样性数据很少能影响保护决策,相反,往往是为基于其它理由的决策背书。2016年8月的CITES大会上,是呆萌可爱的毛绒玩具、舆论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交媒体上的反对声浪,最终促成对鲨鱼、鹦鹉和穿山甲等濒危物种贸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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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6年在南非召开的CITES大会,多种因素促成穿山甲禁贸。图片来自网络。

去年八月,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召开了国际长期生态研究网络(ILTER)的全球科学会议上。这个会议暴露了同样的问题。ILTER关于社会-自然系统的长期数据令人称羡,也与决策机构积极互动,制定保护策略。然而,在被基地组织、索马里青年党、ISIS、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围困的地区,大象被砍脸,犀牛被割角,大猩猩接连消失,许多其它濒危物种形势糟糕。面对这样的局面,ILTER难有作为。非洲许多国家深陷内战,一些国家满是腐败政客,后者不过是利用政府谋取私利,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毫无兴趣,更无意为“纸上保护区”配备足够的人手。

这样说来,真的需要更多讨论氮循环或者是生物多样性驱动因子的科学会议吗?如果只是为了多发表几篇晦涩的论文、获得更多的数据,供朋友和同事阅读,那确实已经足够。但我们不应该自欺欺人,认为学术会议或者科学数据和发现能够帮助决策者找到办法,遏制非洲的大象盗猎、印尼的森林盗伐、北美的水污染或者中国人食用野生动物。

如果生物多样性对地球以及人类的福祉至关重要,那么我们需要实事求是。我建议,从现在开始,科学家起码可做以下三件事。

第一,不要将地球上人类以外的生物称为“自然资源”。

话语有力量,这样的话语暗示其他物种的生存是为了供人类使用。长期以来,博物学家和分类学家一贯主张,只有给物种命名,人们才会关注。然而,我们已经描述并命名了数百万物种,全球生物多样性依旧急剧下降。这足以说明,光给物种命名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承认事实:更好的数据很少导致“更好”的决策。

无论有多少数据,都无法改变人类对蝙蝠、蜘蛛或者蛇的厌恶,也无法改变人类对大熊猫、穿山甲或者海豹宝宝的偏爱。哪些物种应该受到保护,哪些被忽视而灭绝,这些决定的根基是人类的原始冲动、不同利益群体的观点以及无数的政治考量。就像CITES大会展现的那样,对于各缔约方广泛支持的保护决策,可以编排数据加以支持。但是,这样的共识越来越难以达成,因此CITES的决定仍然不足以保护濒危物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都是优先选项,生物多样性持续在下降。

第三,必须有更多的科学家参与到政治议程中。

第一步是用电话、电邮、信件等方式给政治领导提建议,虽然微不足道,但确有必要。接下来更重大而有必要的一步是,参加似乎没完没了的官方会议。如果科学家不参会,就没人听到他们的声音。科学家能承担的更大义务是,志愿参与直接讨论保护决策的地方性、区域性、全国性或国际性团体。如果科学家不参与,谁参与?科学家还可以竞选政府席位。此时不做,更待何时?

科学家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能让科学家在全球事务上拥有一席之地,发出声音影响政治决策,关于臭氧层空洞和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和应对即是典范。研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家,值得借鉴那批科学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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