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明

2020年3月3日是联合国第七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人民网等多家媒体报道了“我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种群总体稳中有升”的情况。全民阻击战中新冠肺炎病毒的末日即将到来，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以求公共卫生安全的新政使百万野生动物获得解放，明媚春光正在普照大地，当此充满希望的时日看到濒危野生动植物种趋稳向好的喜讯，很受鼓舞。

但对报道介绍的大熊猫种群数量变化及人工种群与野外种群的关系，尚有些疑惑。

一是关于“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升至1864只”。头、尾比较大约有67%的增长率，还是相当可观的，对于“维持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生物多样性公约》用语）也足够了。不过，“封面新闻”2019年10月7日在“守护国宝的“国宝老人”：我与熊猫45年”报道中，是这样说的：我国“熊猫一调于1977年结束，最终得出全球野生大熊猫的第一个具体数据——2459只（因一些原因，当时对外公布为1000多只）”。这就引出了国家有计划保护起步时野外大熊猫种群数量的基数问题，直接影响到大熊猫种群变化趋势和保护措施有效性的研判及今后的工作安排等。

如果以熊猫一调（1974-1977）的实际数据2459只为基础进行比较，野生大熊猫还少了595只，把圈养和人工繁育的都算上也刚刚够，意味着经历半个世纪举国上下大保护，大熊猫种群数量居然没有1只净增长，这个有些太残酷。而现在说有增加，是以熊猫二调（1985-1988）公布的数据1114只为基数的，两相比较确实是增长的。而熊猫二调和一调比起来，大熊猫种群数量呈现断崖式下降，短短10年间减少1345只，活着的没有死了的多，究竟什么原因或相互间什么关系，尚需进一步考察。就算当年竹子开花有影响，但据研究竹子有很多种不是同时都开花，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开花，更有抢救运动发挥作用，从一些报道看，因竹子开花采食困难直接饿死的大熊猫，也远没有达到数百上千只的数量级。

大熊猫保护是我国就地整体保护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和反盗猎盗采生命个体的标杆，有70多个自然保护区以大熊猫为主要保护对象，更有覆盖四川、陕西、甘肃大熊猫栖息地的大熊猫国家公园担当重任。但大熊猫生境破坏也很严重，其可持续生存发展面临着巨大的人类活动压力。如据调查，2.58万平方公里大熊猫分布区，同时分布有319个水电站、1339公里道路、268公里高压输电线路、984个常住50人以上的社区、479处矿山、25个旅游景区等。这些都非静态而是动态、非单一影响而是综合的，如水电站不仅有个数，更是生境的淹没、阻隔，还要配套道路、输电线路，社区只是人的生活居住，还得有各种产业支持，总体上便是资源利用、开发建设、生产运行、兴利除弊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巨量人类活动，使大熊猫栖息地以小片斑块居多，家园狭小且难能安静，会影响到自然对策的充分实现。

怎么看生发了保护需求也影响保护成效的这些人类活动，和国家有计划保护以来野生大熊猫种群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如果现在和二调比，野外大熊猫真的“扭转了持续下降的态势”，那说明这些大型人类活动破坏性有限，甚至还表现一定程度的和谐性，在管控减免上就有很多余地和弹性，保护工作的压力和成本代价可大大减缓减轻，这也是大家早就盼望的，当然乐观其成了。如果现在和一调比，经历半个世纪保护几代人的艰苦征战，野外大熊猫种群数量不仅没有增加，还有绝对数不小的减少，这对一个从古老历史走来表现优秀生息繁衍特性的物种来说，绝不是什么小事。恐怕需要客观总结分析一下，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价值追求、保护路径、威胁管控等方面有没有需要调整优化的，以利走出困境。

二是关于“我国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达到600只，有力支持了野外种群的恢复与繁衍”。大熊猫人工种群达到当前野生种群的约1/3水平，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主战场在野外、最终要使野生大熊猫在野外生生不息、万世不灭的保护目的看，人工数量确实不少，凝聚着很多人的辛苦劳累和国家的大力支持，是成绩不能埋没了，是贡献都将载入史册。

但人工繁育大熊猫究竟是怎样“有力支持了野外种群的恢复与繁衍”的，而且从报道的叙述次序看，似乎被作为“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升至1864只”的前提条件。简单推理，就是如果没有人工繁育的大熊猫，野外大熊猫连当前的1864 只都不可能有，那这野生大熊猫状况岂不是更糟糕了。举国体制半个世纪的保护，不仅没有守住一调时2495只大熊猫的基本盘，连现有的1864只也是多托人工种群之福。这里不仅要问中国的野生大熊猫究竟发生了什么，几十个自然保护区和世界独一无二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功能效用究竟如何，那些进军自然支持“野外种群的恢复与繁衍”的人工大熊猫，别来可好？

不错，人工大熊猫和野生大熊猫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野生大熊猫就没有人工大熊猫，人工反哺野生也在理。但我们不能忘记了大熊猫是有高级情商和特定行为方式的大型哺乳野生动物，有自己亘古不变的性格和自然对策，用一个字概括就是“野”，我们保护的也正是其之为“野”的价值。从人工驯养繁育野化放归大熊猫的一些代表性说法，如“我们用了50多年的时间来挽救濒危物种大熊猫，还将用50年甚至更长时间，让大熊猫真正回归自然”，以及多年来野化放归雷声大、雨点小甚至还停留在零星放归试验的事实看，大熊猫的“野生”变“家养”再“家养”变“野生”的复杂流程，其实是一条高碳低效之路。

现在，应该是没有可靠事实能证明人工大熊猫对野生大熊猫的恢复繁育有多大支持，反之很需要分辨一下人工驯养繁育路径对大熊猫野生种群的贡献，究竟是“正”还是“负”。也就是为了发展大家引以为傲的600只人工大熊猫，野生种群的损耗有多大，如果放归自然的人工种群没有抓回来的野生种群多，那就是“负”贡献，是得不偿失的。当然，大家会说确有人工繁育，但如果不抓回来，它在野外会不会有更好的繁育呢；或者说现在放的少，等技术成熟了说不定一下就能放出去，但这期间野外大熊猫自己也会繁衍，受区域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自平衡限制也不能大熊猫独领风骚，何须还要用来之不易的人工种群特别拔擢野生种群。

客观说来，人工驯养繁育大熊猫对野生种群增长的贡献，应该不是为“正”，至少目前没有成为事实。预测未来，在举国保护体制下，又有谁敢把大熊猫物种不灭的希望寄托在人工种群上，除非地球生命支持系统发生重大变故，大熊猫野生种群因不可抗力突然消失了。但是，人工大熊猫体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战胜自然的意志力，工作流光溢彩，赢得无数喝彩和掌声，对费力不讨好的野外保护影响很大，甚至常有“人工”打压“野生”的倾向。考察大熊猫保护工作，一般首先听到、看到的差不多都是“人工”的，野外保护排很后，声量也不大。曾看到一份1950-2017年的《大熊猫保护大事记》，虽然记载“2004年，召开全国大熊猫保护管理工作会议确定，坚持以就地保护为主，易地保护为辅的保护策略。”但其后入录大事正好相反，绝大多数年份都是人工繁育、易地保护一花独放。更在本次“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宣传中，有了这样的语境：“我国大熊猫人工繁育种群数量达到600只，有力支持了野外种群的恢复与繁衍，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114只升至1864只。”不仅主次关系颠倒，还令人怀疑几十个自然保护区和大熊猫国家公园究竟有何用向。

最近，围绕公共卫生不安全事件新冠肺炎的防控，各界对人工驯养繁育推高野生动物消费市场大加挞伐，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做出全面禁食陆生野生动物的决定。其实，人工驯养繁育不仅以利用野生动物为目的，也有从保护目的出发搞驯养繁育的，大熊猫即是。不过举凡野外有自然种群的，完全用不着再走人工驯养繁育搞保护的道路，从实践看成功者少，比如大家都以为人工繁育在朱鹮野生种群恢复性增长上发挥了多大作用，殊不知大本营陕西洋县的经验是“开展野生朱鹮种群就地保护工作对拯救这一濒危物种尤为重要”。当然大熊猫的人工驯养繁育也不是纯粹如宣传所说为了野外保护，比较落实了的是满足利用的需要，如潜力巨大的国内外展出市场，更有政治性任务，如作为国家礼品，也很重要。

鉴此，为了走出业已治丝益棼的大熊猫保护困局，找回保护大熊猫物种万古不竭的最重要基础野生种群这个伟大初心，以管控减免人类活动威胁为中心全心全意做好野外保护工作，不再以人工大熊猫占有更多媒体宣传、社会关注、人财物投入等保护资源，继续遮盖、干扰、削弱、延宕本来就充满矛盾、工作难做的野外保护，从根本上杜绝大熊猫人工繁育对野生种群增长形“正”实“负”的贡献，建议在大熊猫保护上尽快采取人工东北虎和野生东北虎分道扬镳的模式，即把人工驯养繁育大熊猫定位在利用而非保护上，尽快令其和保护脱钩，不再以野生种群补充人工种群，也停止野外种群不需要、大熊猫适应难的人工种群野化放归工作。这对坚持保护价值导向，全面提升大熊猫野外保护地位增强保护的有效性，发挥大熊猫品牌优势引领整个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沿着正确方向阔步前进，向社会传导野生动物保护科学知识，依法监管大熊猫利用工作促其健康发展等，都大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