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地、森林、海洋并称为全球三大生态系统，湿地更是有着“地球之肾”的美誉。
在世博园内，就有后滩公园这样一片城市“绿肾”。这里原本是一片面积为4公顷的湿地，由于地处工业区，污染严重。经过四年的生态改造，后滩湿地从4公顷增加到14公顷，生态状况也大为改观，成为上海市区内少有的湿地生态公园。
而在世博园外，十年来湿地的生死轮回也在上海悄然上演。
湿地之死
夕阳西下，环保志愿者姚力走在一片树林里，丛林掩映之中，他发现前方似乎有一片绿色的水塘。走近几步，视线豁然开朗，出现在姚力面前的是一片像湖泊一样宽广的水域。突然一声异响，水塘边惊起两只白色大鸟，阳光照射下，鸟儿展开的双翼晶莹剔透，甚是美丽。
在上海市区，这还是姚力第一次见到体积如此硕大的鸟类。后来姚力才知道，这次他邂逅的是两只白鹭。那天也是姚力第一次来到江湾湿地。虽然他这天摸索到的不过是整块湿地的一小部分，自然的伟力却已经深深触动了这位自然保育人士。
江湾湿地，靠近黄浦江第一弯，约9平方公里，属河滩湿地。二十世纪初这里就建了军用机场，四周则广栽树木。随后的几十年，时代更替，此处却一直是一片军事用地。直到1996年，原机场地区以30亿元的价格由军队转让给地方，外人才有机会进入一窥究竟。
最早发现江湾湿地这块“绿宝石”的人是李钦栋，他就住在附近。一日，为制作小提琴寻找木材，他钻进了这片原来的军用机场。进出几次后，李钦栋觉得这片湿地的生态环境非常好，希望它能长期保留。口口相传之下，不少追逐自然野趣的人开始知道这块次生湿地，姚力也是在一处环保论坛上知道江湾湿地的。
而与此同时，2002年前后，这块众人视为荒地的地块，被列入了房地产开发的规划之中，箭在弦上。建设开发，对这块湿地而言，即意味着破坏的开始。
意识到这一点，一群环保爱好者和大学教授开始了江湾湿地的保护行动。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片湿地，姚力和志同道合者组织了多次观鸟活动。湿地的水很深，观鸟者经常是穿着长筒雨鞋，推着自行车进出湿地的。江湾湿地也不吝啬于自己的美丽，人们观察到各种鸟类和小兽出没，水塘边还有着成片成片类似芦苇的白荻，迎风摇曳。根据相关统计，江湾湿地有着和崇明、南汇东滩相似的生物多样性，拥有完整的生物链，在这里能观察到上海80%左右的野生鸟类。
在环保爱好者眼中，若是能在上海市区保留这样一块地方，该有多好。而当时参与保护的华东师范大学陆健健教授，则更看重其作为自然屏障的作用。“江湾湿地的北面不远处就是宝钢，湿地的存在能够很好地阻挡工厂飘向市区的尘埃等污染物。”他建议在未来的开发中，至少保留江湾湿地的10%到20%。
现实利益考量之下，江湾湿地的开发无法避免，在规划中，对湿地的保护有过一定考虑。几年后，新江湾城等房地产项目拔地而起，这些商品房的绿化率达到30%，其中就保留了一部分湿地。但是在环保爱好者看来，其实际意义已经不大，原来的生态廊道被打乱，切割成了一小块一小块的绿地。湿地之间的链接被切断，也就破坏了整体的生态效应。
湿地之生
这群未能完成江湾湿地保护的专家和环保爱好者，又将目光聚集到了崇明东滩的另一片湿地上。
2001年，邱忠虹所在的上实集团面对的是东滩86平方公里土地的开发问题，特别是东滩92大堤与98大堤之间2公里宽，面积约为24平方公里的盐碱地，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令邱忠虹煞费苦心。
崇明由长江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依靠人工围垦才形成了现在崇明岛的规模。 92大堤与98大堤间的这片用地，就是当时围垦而成的。而在98大堤之外，即是东滩湿地自然保护区，它是鸟类从西伯利亚到澳大利亚南北迁徙的重要中转站。
林业局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想法，在东滩建立一个湿地公园。邱忠虹自然成了湿地公园总经理的不二人选。建立湿地公园的这个想法在国内可谓超前，当时国内湿地保护才刚刚起步，仅有7块湿地保护区。并非生态学专业的邱忠虹多次出国考察研究，对生态保护有着清晰的判断，“我们这片区域的外围就是湿地保护区，如果潮水涨起来，鸟儿就会往岛内迁移，我这边的湿地公园就可以作为缓冲带。 ”
在上实集团领导的支持下，邱忠虹2003年选择了10公顷的盐碱湿地开始试验。之前，岛上农民开辟人工蟹塘，养蟹谋生，螃蟹吃净了蟹塘内的底栖动物，加拿大一枝黄花则到处蔓延，湿地丧失了基本的生态功能。根据测量，湿地的PH值为11，盐度为13%，属于重型盐碱地。并且土壤为铁板沙，物理结构极差，不通气、不透水，有机物含量也只有5～6。因为蟹塘的存在，投食用的饵料使得水体富营养化，水质较差。
邱忠虹邀请复旦、同济、华师大的专家开了不下二十场研讨会，将湿地修复分为治水、改土、覆绿和造景四个阶段，按照原有地貌进行修复，并圈定了在这块湿地培育的植物名单。邱忠虹说，在种树的最初阶段，自然生长的物种和适合本地生存的物种最有可能生存和繁盛。
在最初的试验地里，一共种下了18种水生植物和48种陆生植物，基本都是本地物种。2004年完成试验时，10公顷的盐碱地被改造为6公顷的水面和4公顷覆盖植被的土地，水覆盖率超过60%。湿地的生态修复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前来参观访问的专家学者都赞许说这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在2006年起进行的新一阶段开发中，湿地公园的面积扩展为140公顷，栽种的植物达到265种。生态环境也随之改善，底栖动物增加到了十几种，螺狮、贝类、小鱼小虾都能在湿地公园的水域内生存。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东滩湿地公园有149种鸟类栖息。 2008年，公园还引进了6条扬子鳄，它们在野生状态下依靠自己觅食存活，甚至还在当年繁育出了15只小鳄鱼。
近10年的湿地改造工程，花费已经超过亿元，今年的4月28日，公园正式对外营业。邱忠虹表示，上实集团目前并不考虑投资回报的问题，只是希望公园的收入能够平衡日常的营运开支，盈余部分则将进一步用于湿地的保护。
湿地新生
而在人们对湿地价值有一定认识之后，如何平衡湿地保护和经济发展，依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在环保志愿者姚力看来，保护与发展并不是绝对矛盾的，区别在于是选择从长远利益来考虑，还是杀鸡取卵。在保护江湾湿地时，他就设想模仿台北市的关渡公园。那里也曾是一片废弃的荒地，在面临开发的情况下，民间组织呼吁予以保护，由当地的野鸟会接手湿地的经营权。通过志愿者和义工组织各种观鸟活动，收取费用，上交政府，既保护了环境又增加了经济收入。
“人口过多是一切环境问题的根源，中国的国情是人太多，需要大量用地，人与自然争地不可避免。从理想状态而言，不开发湿地是最好的。但是在两难之下，一方面，环保人士要具备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不能孤立地、绝对地谈保护。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和企业也需要加强环保意识，在发展中去保护。 ”WWF（世界自然基金会）上海项目主任任文伟表示。他同时希望在城市的规划过程中，能够让更多的公众和NGO参与进来，达成规划的最优选择。
在这一理念下，WWF与其合作伙伴正在推动南汇东滩湿地的动态保护。南汇东滩所在地辖属临港新城，十年前，新城还是一片汪洋，由于促淤围垦，实现了沧海变桑田的转换。目前，如何平衡城市开发和湿地保护也正成为临港新城的一个挑战。
WWF高级项目官员雍怡表示，南汇东滩大堤外围的湿地还在不断增长，WWF的工作就是与当地政府合作，推动这块湿地的保护。她表示，“我们对南汇东滩保护与临港新城发展的建议是：在维持生态服务功能及生物多样性前提下，对滩涂湿地进行合理利用和动态保护，保证海岸线与城市之间有足够面积的缓冲地带来保护我们的城市安全。 ”
“滨海湿地既可以保护我们城市的安全，又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当你站在堤坝上，一面是浩瀚的大海，一面是即将崛起的新城，同时你会发现脚下那片湿地的美，微风、芦苇、水波、鸟语、蛙鸣，一派怡然，它将是多么地打动你。 ”雍怡满怀憧憬地说道。
湿地保护要和国情相结合
——访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研究所陆健健教授
晚报：现在湿地这个词非常热门，它的准确定义是什么？
陆健健：湿地的根本定义是水陆交汇之处。它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区域，是指在丰水季节和枯水季节之间的一个缓冲带。河流、湖泊、海洋都和湿地有关，但它本身不是湿地，湖滨、河滩、海涂才是湿地。按照位置，我们把湿地分为三类，自然湿地、城市湿地和农村湿地。自然湿地里又可以分湖泊湿地、海滨湿地等等。从湿地生态系统所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来说，我们应该保存一定数量的自然湿地。
晚报：湿地有哪些生态作用?
陆健健：首先是水源地的维持，我们希望水源地的周围都有一片湿地来涵养它的水源，保护它的水质。特别是对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来说，需要一片大的湿地来保护水源地。第二是环境面源污染的处理，现在没有有效的手段来处理城市、农业的面源污染，除了湿地。比如通过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水，经过湿地的再次处理，死水就变成了活水，其中主要是湿地中的微生物在起作用。第三是和全球变暖问题相关的碳汇。湿地里的植物经过光合作用，会将碳留存在植物和土壤内，固碳和封碳的效果很强。
晚报：您如何看待湿地保护和城市发展的关系，特别是上海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都市？
陆健健：从本质上讲，整个上海滩都是长江河口湿地的一部分。上海现在的平均海拔是4到5米，而每年都会有一次超过5米的大潮。如果没有江堤和大堤的话，每年的大潮是会把上海淹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就是一片湿地。
随着人类和城市的发展，有些湿地变成人类的活动区和经济区域也是历史的必然，问题就在于留多少湿地，开发多少湿地，使得我们的自然保护和经济发展达到平衡。如果看到湿地都要保护，那么整个上海就都要保护起来，这个观点是不可取也是不现实的。
我在那些搞开发的人眼里是保护主义者，但是在搞生态保护的人中，我还是坚持保护要和我们的国情相结合，要实事求是，而不要走极端。
晚报：您认为我国的湿地保护应该有何侧重点？
陆健健：在我们国家，不能光说自然湿地的保护，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做湿地的生态建设。我的一个博士生，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他所做的研究是测量湿地的二氧化碳排放和甲烷排放，他发现经过生态恢复的湿地，其碳汇功能比“自然”湿地的功能还强。因为人类活动的加剧，使得我们所有的“自然”湿地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生态功能也有所下降。所以我认为，在城市和广袤的农村，宣传搞湿地生态建设（包括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比单纯保护自然湿地更有意义。自然湿地只要符合相关规定，就按照国家自然保护区建设条例进行保护就行了。
晚报：如何看待湿地公园这个新兴概念？
陆健健：我个人认为湿地公园在我们国家搞得有点过了，现在批准的“国家级”湿地公园已经有99个，马上就要超过100个了。湿地公园的建设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是拿了国家用于湿地保护和生态恢复的钱，做的是经济开发的事。
湿地公园涉及四大工程，包括生态工程、环境工程、园林工程和土木工程。四大工程资金应该有不同的来源，国家掏腰包的应该只是生态工程，不能拿了国家财政的钱把四个工程都包了，这会引起歧义的。据我所知，有的湿地公园投资三十多个亿，而真正用于生态修复的只有几千万，这会让公众对湿地生态修复产生误解，误认为要投入很多资金。
我们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确确实实需要做些事情。但是我认为资源要用在刀口上，要做实事，不要摆花架子，花架子太多了会适得其反。
晚报：对于湿地的动态保护要注意哪些问题？
陆健健：从保护迁徙鸟类的角度，随着潮滩的淤长，把鸟类觅食地、保护地进行相应的推进和延伸，这种动态保护的做法是可行的。 20年前，崇明东滩每年长2百多米，可以把高滩（老滩）围垦，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动态保护有一个负面效应。90年代末的时候，大家都争着建自然保护区，现在不少地方政府又觉得保护区是经济开发的障碍物，都动脑要“调整”自然保护区，用动态保护的概念将保护区改为开发区。所以要注意不要让动态保护作为“调整”自然保护区的一个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