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思明

（为学习领会、贯彻落实《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编发）

白鱀豚保护中，人们曾经把太多的希望长期寄托在人工养殖和迁地保护上。包括经充分调查论证，首选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水域为迁地保护目的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建设运行武汉白鱀豚馆，在安徽铜陵的1处长江故道水域建设白鱀豚养护场，为取得各方面人工养殖和迁地保护的白鱀豚活体，为了给武汉白鱀豚馆的“淇淇”寻找配偶促其繁殖，以及为了集中长江中尚存白鱀豚种群到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落实迁地保护，各有关部门、单位有部署、有组织的在长江上先后多年实施了一系列白鱀豚打捞捕作计划，但所有曾经表明要对白鱀豚未来负责的美好设计均未如期变为事实。享有巨大声誉的标志人工饲养取得成功并被寄予人工繁育厚望的武汉白鱀豚馆的白鱀豚“淇淇”，2002年7月14日离世时并没有留下任何后代；石首天鹅洲故道也没有成为白鱀豚迁地保护大本营，铜陵白鱀豚养护场更没有养护白鱀豚。实践证明，保护白鱀豚的希望还是在伴随白鱀豚从远古一路走来的长江河流生态系统中，其生境复杂性人工难以模拟，养育白鱀豚的“关键技术”人们不好理解和突破，20多年的人工饲养繁育试验告诉我们，离开了长江谈白鱀豚的保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幸的是长江江豚又在步其后尘，人们决意从白鱀豚再转战江豚，如果又试图以江豚的人工驯养、繁育代替对长江河流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那么江豚就将是白鱀豚第二。事情很有可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据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曾经长期饲养过“淇淇”的武汉白鱀豚馆，已经变为江豚馆，而分别拥有50多公里、80多公里长江干流江段的安徽铜陵淡水豚、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等保护区，目前基本上都不惧财力人力成本，乐于甚至深深沉迷于在故道水域对江豚的人工饲养上，相反都没有在各自保护区最重要部分长江干流江段上，积极开展有可能减轻减缓人类活动影响的保护工作。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保护区虽然在减免130多公里长江干流江段人类活动影响上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代表了就地保护的正确方向，得到社区渔民、涉江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受大环境影响正在筹备建立以白鱀豚为代表的保护物种人工救护饲养场，也曾把在自己保护区江段发现的健康白鱀豚个体，送到石首天鹅洲故道作迁地保护，后来不知去向。

所有开展了人工驯养繁育工作的自然保护区，都会因为各方面注意力和资金投入的转移，或惧怕碰触、有意逃避开发建设压力而普遍弱化保护区现场管理，野生动植物自然生境被开发破坏的情况会更加严重，以致当信心满满回过头来欲放归人工种群时，却发现时过境迁，“自然”并没有等着人们有朝一日来放归人工种群，而是流失更快、更彻底，有的整体被挪作它用不见了踪影。同时和人一样有感知、有自然习性、有社会生活的野生生物生命个体，在由野生环境到人工环境再到野生环境这样一个主要表现“人为性”的流程中，还有能否适应的问题，许多生命体会因为经受不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反差和对崇高生命节律的太多折腾而暗然伤神直到死亡了事。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在人工繁育扬子鳄30年，繁育中心已经鳄满为患，养殖池岸边水泥地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爬着令人却步的扬子鳄，并具备年1500条繁育能力的同时，野生扬子鳄却由保护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500多条，减少到现在的150条；扬子鳄自然生境也显著减少，以致保护区面积已由初建时的433Km2 调减至185km2 ，其中大部分还是连带保留下来不具有扬子鳄直接生境功能（扬子鳄是爬行类动物，必须要有水生态）的区域。伴随人工种群的建立，野生扬子鳄及其栖息地更加凤毛麟角，人工种群也没有回归到自然中去，以扬子鳄为旗舰物种的生态系统如何恢复、扬子鳄如何不再濒危，依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大熊猫也建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人工种群，同样遇到了如何回归自然的问题，曾经有百里挑一选择个体健壮者，在放归前进行过充分野外生活适应性指导，但放归熊猫仍然难以融入野外世界、找不到自己领地甚至被同类活活致死的情况。大熊猫“野变家”难，“家变野”也难，四川卧龙保护区有100多只圈养大熊猫，为放归试验野化训练大熊猫“祥祥”近3年，放归后只生存了不到1年时间，以致未来5年“至少成功放归1只大熊猫”成了“熊猫爸爸”的心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放归人工熊猫，在都江堰玉堂镇马家沟开辟面积1.3km2 的野放训练基地-“熊猫谷”，2012年1月11日举行仪式，从108只人工圈养大熊猫中挑选出的6只熊猫，将在这里经受野放前的训练。成都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说：我们用了50多年的时间来挽救大熊猫，还将用50年甚至更长时间让大熊猫真正回归自然。而此前的1月10日，英国《卫报》网站报道说，许多保护者担心该放归大熊猫项目会转移人们对保护野外大熊猫这一更重要任务的关注，可能导致悲剧。

成就自然价值高度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过程和功能的复杂性、不可复制性，远非简单人工场地、人工模拟和人的颐指气使所能达到，与生俱来生活于自然生境的生物个体，在一个与其身心需要大不相同的人工环境里生活，有心理、行为等性格特征和生活习性方面的适应问题，有些可能适应不了，有些即使适应了却还要放归野外，又该如何适应，岂不是对生命的太不尊重。同时，这些假以人工驯养繁育的物种，多数种群数量十分稀少，且不说抓捕回来的生死难保，抓捕俘获过程中物种个体为反抗和逃命亦会有很多误伤、自伤，当一心想着要获取种源时，人们会不计代价反复捕捉，抓了死，死了再抓，抓捕1只少1只，破坏性很大。因为保护区驯养繁育野生动物，不仅种源取自野生，存栏在养的部分或全部个体也均取自野外，一般抓捕、俘获、取回的多，驯养成活的少，能够成功繁育和放归自然的就更少，有的人工驯养繁育几十年，增加的个体数量仅够抵偿为此消耗的野外种群数量，有的尚不足以抵消，如果计算这些被抓捕生物个体仍处野外环境时自然繁育部分，差距就更大了。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抢救大熊猫的高潮中，野外自然生境中正常生活的30多只不到1岁的的熊猫幼仔，被保护工作者认为是遭到了熊猫母亲的“遗弃”，而将其从自然生境“抢救”回来放到人工饲养中心和动物园等，结果大多数幼年熊猫未到成年就不幸夭折了。四川宝兴县新中国成立以来向国家提供的123只野生活体大熊猫，除18只作为国礼送给友好国家外，其余的很可能主要就用在了大熊猫人工繁育；地处宝兴县的蜂桶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83年以来参与“抢救”了50多只大熊猫，实际放回野外的只有21只。另有资料显示，四川全省1983年至2010年共抢救病、饿大熊猫217只，救活176只，放回野外的只有101只。丹顶鹤在我国有完整的生境链，繁殖地、越冬地、迁徙停歇地都有自然保护区，但一些最重要的丹顶鹤保护区却通过人工饲养繁育，迫使丹顶鹤一改北迁繁殖、南返越冬的迁徙习性而定居，笼养丹顶鹤数量普遍增加，能够监测到的野生丹顶鹤则普遍呈减少趋势。然而，人们并没有很好总结经验，种种迹象表明然保护区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正呈发展之势，不管是出于保护、服务于科研或提供旅游参观交流展览获取商业利益，是上面安排的、与科研单位合作的还是保护区主导的，是实施野外捕捉、拿回计划得到的还是伤病救护留置的，甚至不管标的物种数量早已屈指可数，也不管从其生物学特征、生态学习性上看有无人工驯养繁育的可能性，许多保护区都很愿意在这方面一显身手（表6.26 略）。

节选自《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陶思明著，科学出版社，2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