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出国旅游可能去过国家公园，但在我国大陆，国家公园整体上还是个新鲜事物。作为唯一由国家林业局授权开展国家公园试点的省份，近年来，云南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公园建设路径和体制机制，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共赢。

根据国际公认的概念，国家公园主要指为保护典型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和管理，并适度利用其自然景观开展生态教育、科学研究和生态旅游的自然区域。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司长张希武介绍，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提出并被多数国家采用的保护地六种类型中，国家公园是保护强度仅次于“严格的自然保护区和原野保护地”的第二种类型。

1872年，美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经过140多年的实践，国家公园作为自然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典范，以较小面积的资源合理利用促进了更大面积的严格的生态保护，受到各国推崇，如今遍布全球。

我国目前的保护地体系，以自然保护区为主，还包括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湿地公园等多种类型，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未能很好地协调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认为，实施20年的《自然保护区条例》过分强调保护，忽略了人民群众共享保护成果的愿望与要求，同时也没为其他保护形式留出空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地方积极性不高，与社区居民利益冲突、被蚕食、成为“生态孤岛”等现象逐步显现。

如何更好处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滇西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先探索国家公园模式，并于2007年6月成立了大陆第一个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

普达措国家公园包含国际重要湿地碧塔海、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红山片区属都湖两个景区。公园管理局保护科科长丁文东说介绍，这里的原始森林、高原湖泊、草甸牧场以及小熊猫、云豹、冷杉等珍稀野生动植物，具有很高的保护和观赏价值。

长期以来，当地藏族群众靠山吃山，以放牧、砍木材、捡菌子等为主要收入来源。1982年碧塔海成立自然保护区后，限制了群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矛盾在所难免。

上世纪90年代开始，碧塔海与属都湖两个景区开始发展旅游业。由于没修公路和栈道，游客需骑马穿越草甸才能进入景区，很多当地人做起了牵马生意。“牵马踩踏了草地，马粪马尿下雨后冲到碧塔海，有一年，碧塔海的珍惜鱼种死了好几吨。”丁文东说，如果这样发展下去，碧塔海前途堪忧。

“保护区一味强调封存资源，生态功能突出，但经济和教育等功能没有体现。”云南省人民政府资政刘平介绍，经过研究和考察，云南决定探索借鉴国家公园模式，陷入困境的普达措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

云南省林业厅厅长侯新华介绍，普达措国家公园运行一年，取得了良好效果，2008年6月，国家林业局批准将云南作为国家公园建设试点省。

怎样管理

依托自然保护区建设，明确林业部门作为管理主体，编制整体规划和技术规范，依法管理

试点如何开展？国家林业局提出，要以具备条件的自然保护区为依托，借鉴国际先进理念，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和发展道路。

“现在回过头来看，依托自然保护区是必须的。”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万勇解释，国家公园的本质与宗旨是保护有价值的自然资源，而我国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最珍稀的物种资源、最宝贵的自然景观，都在自然保护区里面。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务院参事唐守正介绍，我国目前的保护地体系，一定程度上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必须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

建设国家公园，云南首先理顺了管理体制，明确林业厅作为管理主体，并成立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负责国家公园规划、管理和监督。

普洱国家公园管理局门口同时挂了太阳河省级自然保护区和国家森林公园两块牌子，局长张登林介绍，原来保护区管理所隶属思茅区林业局，森林公园管理处挂靠普洱市林业局，虽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地域相连，密不可分，但各吹各打，“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成立，实现了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实现了统一保护开发。”

“国家公园建设管理必须有法可依，规范有序推进。”云南省林业厅副厅长夏留常介绍，云南省先后出台了试点工作意见、发展规划纲要以及申报、评估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性文件，并发布了国家公园基本条件、建设规范等一系列地方标准。“更为可喜的是，《云南省国家公园管理条例》起草工作也已启动，列入了省政府2014年立法计划的预备项目。”夏留常说。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陈凤学表示，云南国家公园建设摸索了一系列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模式，推广和示范效应呼之欲出。

作用多大

8个国家公园，使生态保护面积增加了32.8万公顷；反哺社区，村民成为生态保护的有生力量

国家公园建设更好地保护了生态环境。侯新华介绍，云南建成的8个国家公园，使生态保护面积增加了32.8万公顷。在依法划定的国家公园区域内，以不到5%的面积开展生态旅游，促进了对更大区域的全面保护。根据监测，6年来，各个国家公园没发生森林火灾，水质、空气质量均保持一级，与开展建设试点前相比，国家公园内的生态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普达措建起国家公园后，游客统一乘坐环保游览车，实现了马匹下山。公园内洛茸村支书茸毕说：“现在不牵马了，草甸和碧塔海都很好地保护了起来。”普洱国家公园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郑晓晶介绍，公司自配了28人的消防队、护林队员，天天巡查，现在公园内已听不到打猎的枪声。

生态保护优先的理念在国家公园的旅游区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普洱国家公园内的天碧餐厅厨房，“镶嵌”着两棵大树。郑晓晶介绍，为了不砍这两棵树，厨房建得奇形怪状，导致面积不够，连盖了3次才达标，投资至少增加了20万元。记者注意到，公园内的栈道见树就绕，修得弯弯绕绕，但与周边环境却高度融合。

国家公园建设让周边社区不少群众收入成倍增长，很多社区从“穷山沟”一跃成了“金窝窝”。按照国际惯例，云南国家公园实行“管（理）经（营）分离、特许经营”，生态旅游开发企业提取部分门票收入反哺社区。普达措国家公园去年旅游收入3.15亿元。公园内保留的几个村子，每个村民一年能分享8000元的门票收入。去年，云南国家公园用于社区补偿和项目扶持的直接资金投入就达2688万元，4万多名村民从中获益。

除了反哺，带动作用更为明显。很多村民告别打猎、砍树或毁林开荒，成了公司员工或从事旅游经营。洛茸村藏族村民都杰的儿子在公园当巡护队员，月工资近2000元。云南8个国家公园周边群众从事管护工作获得的工资性收入每年达3000多万元。

普洱市思茅区倚象镇鱼塘村村民杨忠荣说，为普洱国家公园配建的旅游环形线经过村里，村里开起了五六家农家乐，每家年收入10多万元，村民们采集的干巴菌价格从1公斤30元涨到了100元以上，光这一项，每户一年能增收四五千元。

更为可喜的是，受益多起来的村民与国家公园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成为生态保护的有生力量，当年的“盗伐者”很多成了“护林员”。“我们制定了村规民约，每户人家每年捡柴都有数量规定，大家互相监督，超过了就要罚款。”都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