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曹庆

犹记得2000年12月初，在陕西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院，我与同事赵俊军擦肩而过的情景。那天，我为出差准备，他在为配合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忙碌，我们曾互祝“平安归来”。出差结束后，走进单位大门，我的目光被值班室门口的两张《通告》强行留住：一张是《赵俊军同志灵堂保卫组职责分工通告》，已被风撕裂得四周严重皲裂，苍白的纸张顶端从墙上剥离，像一位贴墙站立的致哀者；另一张《赵俊军同志后事处理组职责分工通告》，下半部分已被风等自然力或其他力撕扯得不知去向，像追随他而去一般决绝。

我站在两份毛笔书写的白纸黑字《通告》前目瞪口呆时，一位同事的低沉音从身后传来：“俊军安葬在周至县楼观台，送他最后一程的人明天就回来了……”

犹记得1994年春节前，因值班，我来到佛坪保护区龙潭保护站。当时，赵俊军是龙潭保护站职工，在这个冬天里，两位“林二代”进行过较多的交流——即便是料事如神者，也不可预料赵俊军是第二位为保护大熊猫而失去生命的人。

赵俊军是林业部佛坪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第一任党委书记赵宝珵的幼子。因离休后定居西安的父亲需要照顾，经组织协调，1987年，俊军被调往位于西安市西郊的陕西省胶合板厂。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改善，却并没有带给他愉悦感，反而怀疑自己有“城市综合症”。1990年，他回到佛坪，一直在基层保护站工作，那一口不紧不慢、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成为佛坪保护区内的一道景观。

1999年，全国第三次大熊猫野外调查如火如荼地铺开，陕西省林业厅抽调大熊猫分布区相关单位的精兵强将组成“陕西省第三次大熊猫调查队”，计划以集中作战的形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野外调查任务。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李先敏是其中一名正式调查队员。2000年12月，陕西省大熊猫综合调查队转点至佛坪保护区，赵俊军被抽调为配合调查队员。

12月16日的外业调查分组时，李先敏和赵俊军被分在同一调查小组。谁能料到呢，这一天，永远铭记在陕西省自然保护发展史上，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痛。

我与李先敏有乡友之谊。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先敏曾直言“不愿谈‘12·16’事件”，我理解。我常常假设，在2000年12月16日，换作任何其他一位调查队员去龙王桥沟，结局不可避免，必然是赵俊军或李先敏其中一位的命运——

16日清早，赵俊军和李先敏背着野外调查工具和干粮，走出龙潭子保护站，前往位于龙王桥沟区域开展调查。冬季的秦岭，异常寒冷，山峦沟谷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不似往日嶙峋，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咔嚓咔嚓”声，沉重且压抑。两人一边往山梁上爬，一边注意观察野生动物活动痕迹。正午前，他们爬上一处小山梁，准备就地休息。此时，发现眼前一处“房子”格外怪异，“建筑材料”全是就地取材，与环境协调，与野猪等野生动物的卧迹截然不同：十多根长木桩撑起“屋顶”，上边覆盖着厚厚的竹枝竹梢。相信每个人看到保护区内的“茅屋草舍”都会顿生疑窦，忍不住想走近看个究竟。

“屋内”低矮而简陋，既没有床铺和被褥，也没有锅碗瓢盆等。只见一根铁丝上吊着一块带皮毛的野生动物骨头，另一端挂在房梁上。这样的“建筑物”，绝不是民房，难道有人在附近非法盗猎？

为了弄清挂在铁丝钩上的骨头来自何种野生动物，赵俊军打算取下来看个究竟，当手指刚触动骨头，整座“房子”瞬间垮塌，“房顶”被竹子枝梢掩盖着的几十块大大小小的、有的重达数十千克的巨石，像坚持执行指令，顷刻倾泻而下，将猝不及防的赵俊军和李先敏压在石块、木桩、竹梢之下。李先敏从昏迷中苏醒后，无法变换姿势，一条腿暴露在“建筑材料堆”外，想必石堆外与他所处的石堆里一样寒冷，但是，他的暴露在石堆外的腿和脚已感受不到冷。他连喊了几声“俊军——”，无回应，却被浓烈的血腥和脏腑之气包围起来。

被困在荒山野岭的冰冷的石头缝隙里，赵俊军已无声息，李先敏感到异常的恐惧和无奈。徒手掏挖着身下的冰雪、石块和泥土，尽量保持自己呼吸顺畅。大声地呼喊“救命——救命——”，喊累了，会昏睡过去，醒来了，继续喊，“当从石堆缝隙看到外边天彻底黑下来时，我几乎绝望了。如果当晚的救援没有赶到，我要么冻死在雪地上的石堆下，要么因腿脚被野生动物啃去而失血死去……”虽然不愿重温，李先敏事后依然感叹，“我的命，差点就丢在龙王桥了！”

将李先敏和赵俊军扑倒的“房子”，叫“千斤闸”，又名“千斤砸”，悬挂在房梁上的野生动物身体部件是启动“千斤闸”的按钮。野生动物一旦进入“房内”，只要没有抵挡住诱饵诱惑，“千斤闸”便启动了。霎时，“房屋”成为一堆死死压着猎物的堆积物，被镇压者万难逃脱。这种野蛮的狩猎方式，技巧深，威力大，既狠又准，能达到“上砸黑熊下砸鸡”的高效精准度。

是安康市宁陕县汤坪镇的贺某富和贺某贵兄弟二人将数处“千斤闸”搭建在佛坪保护区内，目的是获取“野味”获利。新中国建立以来，这种残忍的猎具还是首次被发现，竟然是出现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截止赵俊军命案发生，贺氏兄弟已成功偷猎6头羚牛、1头黑熊、2头野猪和2只斑羚。至12·16案发，其余没有启动的“千斤闸”，被佛坪保护区管理局捣毁。

据说，从龙王桥沟“千斤闸”垮塌后的石堆里传出的呼救声，曾被其他调查队员隐隐约约地听到，一念之间意识到可能发生事故，也曾停止调查工作，翻梁过来看个究竟。但是，莽莽林海，山石嶙峋，山风呼啸，未发现异常，于是返回自己的工作区域。傍晚来临，除李先敏和赵俊军外，所有的调查队员悉数归队，“不妙”的气氛弥散开来。由调查队员和龙潭村村民组成搜救队，于当晚九时后，赶到倒塌的“千斤砸”前。

人们被眼前的情景所震撼：赵俊军当场殒命，全身的骨头没有一处是完好的……李先敏的腿和脚被巨石严重砸伤，加之在雪地连续冻饿长达10小时，已经奄奄一息。现场包扎后，李先敏连夜被送往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接受治疗，虽经国内先进医疗资源全力救治，依然落下终身残疾。

我始终相信，上天看得见人世间的善良和敬业，上天也能补偿人世间因敬业而对家人的亏欠。

2023年7月，我再次见到李先敏。因一次行业内的评审工作，我与李教授同为评委。途中及茶续间隙，便有聊同行之事。我依然牢记他不愿提及龙潭之事，便说些他高兴之事。他显然心情大好：“你的“小老乡”、我的儿子，帅得很，西工大博士。有出息！”我由衷地为这对乡党父子高兴，作为曾经陪赵俊军人生最后时光的李教授，依然关心俊军的孩子，我陪着李教授期盼天上的俊军能安心！

2000年，俊军的独生子年仅9岁。2023年11月的佛坪，天空洋洋洒洒地飘着雪花，佛坪县域内的一次全员集会在体育场进行，我与几位同事前往体育场排队，说起俊军出事将整整23年，又唏嘘起来。聊天之余，发现在熊猫大道的人行道边，一位帅气的男子扛着摄像机，一手操作机器、一手持话筒采访，我暗自打心眼里点赞：“如此，一人顶仨，优秀的新媒体工作者！” 便上前去，希望提高这位帅哥的工作效率：“我帮你拿着话筒，或者帮你扛着机器？”

“我一个人行的。但是，谢谢阿姨帮忙！”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我感到似曾相识，便不由自主地瞅一眼这位麻利的小伙子。

这抬眼一看，惊喜不已，眉眼、笑容、谦逊，俨然是俊军复活了，令我惊喜不已：“龙龙——”

正值赵俊军先生殉职23周年，以此文纪念他，并愿类似悲剧不再上演。

注：如下两部生态文学作品集，带您走近秦岭——

                                      2023年12月 于 佛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