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境才可拯救物种​（一）

陶思明

      通过“建设和管理”不断增大对保护区自然生态的人为性影响，还表现在积极驯养、繁育珍稀濒危物种以及显示度高、代表性强、能够表征区域生态健康程度并对公众有较强吸引力的一些旗舰性物种上，特别是野生动物。如果说人工管护设施及其管护活动对自然生态有不利影响，拆除设施、停止活动后其生态效应即可随之消除或减轻的话，人工驯养、繁育野生动物所引发的改变、累积的影响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就价值理念而言，我们虽然在表述上经常会提到一些具有指标意义的物种，国家也公布了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名录，但实际保护是从区域整体生态系统入手进而覆盖所有物种的，保护的是整个生命支持系统和生命共同体，甚至有的自然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和人类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还要同时保护人工生态系统等文化多样性，而绝不是保护单一物种，更不是以某个生物个体的人工增加代替物种的保护，评判区域自然生态状况和保护成效的标准，不在于脱离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人工养殖生命体个体。

      依据自然模式，所有野生动植物无论珍稀与否、有着怎样的生态位、居于食物链的哪个环节、可观赏性及至人们喜爱程度如何，均自然而然地参与构建所在生态系统并须臾不可缺少。一些物种因为悠久的演化历史，生态适应性变差，自然栖息地减少或质量下降，或遭遇过度猎杀等，种群数量稀少，反映加强其特有生境保护的紧迫性；一些物种具有领袖地位，反映区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的独特性和保护的代表性，保护一个物种就等于保护了一大批处在同一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物种。所以，除防范、打击以野生动植物个体为靶标的猎杀、采收行为外，所有的自然保护应该都是基于区域生态系统-生命共同体共有家园的整体性保护，要最大限度减免人类活动对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生命过程的干扰，保障各个物种在生态系统中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态位和可持续生存活力，保持整个生命支持体系的旺盛生机，否则即使某个物种拥有较大的人工种群数量，也绝不代表该物种保护取得成功。我国无论华南虎还是东北虎，都有较大数量的人工种群，但这并不表明我国在老虎保护上有任何重大进展，人们还是在追寻自然生态系统中野生老虎的蛛丝马迹，即为最好诠释和证明。

      保护生物学推崇物种重引进，其中就有促使从野生生物驯养繁育而来的人工种群再回到原产地生态系统，实现人工化向自然化的回归，如我国麋鹿、普氏野马的重引进。历史上民间在农用地使用上，可能普遍存在主动放荒（撂荒）现象，就是暂时不耕种，让土地恢复其自然性以增加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减轻水土流失、培肥地力、减少周边地区农作物病虫害，或转换土地用途，由种植农作物变为发展林果业、牧草业，以增加景观复杂性等，轮种轮歇、刀耕火种即为表现形式。现在提封山育林、主要依靠自然力恢复退化生态区域，将人工林逐渐改造恢复成近自然林，特别是1998年以来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开展的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河活动，及至发展生态河流（对已经工程化河流生态的生态化改造）、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都有回归自然的意思。

      无论历史上的民间自发行为，还是当今社会的政府主导推动，这些事实都表明人们对自然化的向往胜于人工化，同时把人工化了的区域生态和野生生物要重新自然化，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这告诫我们，建立和运行管理自然保护区，落实对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的就地保护，绝不能与自然保护区事业兴起的科学理念相左，也不能与受到经济发展和人类生存需要约束的人的美好向往相左，反其道而行之走一条从“自然”到“人工”再到“自然”的保护自然曲折路线。建立和运行管理自然保护区，原本是预防和减轻、减缓人类威胁性活动对自然对象物的干扰、胁迫和直接破坏，显著扶强自然力，在区域水平上保障自然对象物最大化实现其自然对策，促使整个生命支持系统依其内在规律良性发展，已经内含着为珍稀濒危物种创造自由繁衍、茁壮成长的更好环境条件。

      但我们现在许多保护区和科研单位，却倾向于采用化学分析法、析出法，以保护为出发点，把自古以来就在自然环境中接受洗礼、熏陶成性、极具自然社会性的野生动物个体，从其自然种群中隔离出来进行投资和声势很大的所谓人工驯养繁育，把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变成了对单一物种的过度关照及立足于生物个体数量的增加，使国家对野生动植物自然生境的主动保护，逐步蜕变为千方百计让野生动物脱离自然生境适应人工环境。这个问题比较大，动摇了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的功能定位和优势所在，对自然生态系统、野生生物神圣的野性有所亵渎，对原本已十分稀少的濒危物种野外个体有人为损耗，从而对形成和坚持自然保护正确理念并取得预期成效有不利影响，值得高度关注。​

节选自《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陶思明著，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