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境才可拯救物种（二）

陶思明

       到底是通过禁止、限制各种有巨大威胁性的人类活动，尽可能去除一些残留于自然生境中的威胁因素（如广西儒艮、广东雷州水生生物等保护区打捞清理水中残留渔网，吉林珲春等保护区组织志愿者清缴已经广为布设的野生动物猎套），优化已有各种人工设施（如云南大山包黑颈鹤保护区拆除、挪移对鸟类飞行有影响的高架电线，黑龙江扎龙保护区结合公路改建增设桥梁解决原路基大范围阻水问题，有关主管部门要求一些涉保护区油田、风电场将高架电线改为地面敷设），从而最大限度解放自然力，再辅以人工措施适当扶强缺失的生态要素（如东方白鹳习惯在蒙古黄榆树上筑巢繁殖，河南董寨保护区发现其在电线杆上也可筑巢繁殖后，在野外栽了许多像电线杆一样的木桩，虽显突兀可也能为东方白鹳所利用；一些森林得到很好照看的保护区，为了草食动物的需要提出适当开林窗腾出长草的空间），而后主要依靠自然力恢复生境条件的良好性，更有利于濒危物种的解困扶危、发展壮大，还是把它们屈指可数的个体从野外捕捉回来，在人工模拟环境甚至纯粹按照人的想象力和意志力，进行人工驯养繁育后再放归自然更加成功一些？

       从许多保护区为了实现更好保护目的有计划开展的珍稀濒危物种人工养殖，只是把野外自然繁殖材料（卵）或健康生活野生动物个体捉拿回来，即便人工养殖是成功的，也只是以野外数量减少为代价，没有成功的就更是人为导致种群个体数量的减少，濒危程度反而更加严重；有的繁育成功建立了人工种群，放归野外时却遇到新的困难，不是因为生物本身无野外生存能力或生物生态学因素限制而难以融入野生动物社会，就是因为人工饲养繁育中弱化野外生境保护而到了想放野时已经没有可放之地，或者因为人工繁育导致更大的近亲繁殖和生存竞争缺失而生物个体疾病染身、弱不禁风，即便回到了自然生境也有很高的死亡率，到底是人工繁育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濒危物种总的个体数，尚无科学数据支持；以及有的驯养繁育针对自然种群维持正常生存繁衍无虑的物种，凭空增加了巨大保护成本而并无实际意义等多方面的情况看，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自然保护区以保护自然对象物为目的进行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育的必要性、合理性、科学性和可靠性。

       白鱀豚保护中，人们曾经把太多的希望长期寄托在人工养殖和迁地保护上。包括经充分调查论证，首选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水域为迁地保护目的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建设运行武汉白鱀豚馆，在安徽铜陵的1处长江故道水域建设白鱀豚养护场，为取得各方面人工养殖和迁地保护的白鱀豚活体，为了给武汉白鱀豚馆的“淇淇”寻找配偶促其繁殖，以及为了集中长江中尚存白鱀豚种群到石首天鹅洲长江故道落实迁地保护，各有关部门、单位有部署、有组织的在长江上先后多年实施了一系列白鱀豚打捞捕作计划，但所有曾经表明要对白鱀豚未来负责的美好设计均未如期变为事实。享有巨大声誉的标志人工饲养取得成功并被寄予人工繁育厚望的武汉白鱀豚馆的白鱀豚“淇淇”，2002年7月14日离世时并没有留下任何后代；石首天鹅洲故道也没有成为白鱀豚迁地保护大本营，铜陵白鱀豚养护场更没有养护白鱀豚。实践证明，保护白鱀豚的希望还是在伴随白鱀豚从远古一路走来的长江河流生态系统中，其生境复杂性人工难以模拟，养育白鱀豚的“关键技术”人们不好理解和突破，20多年的人工饲养繁育试验告诉我们，离开了长江谈白鱀豚的保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不幸的是长江江豚又在步其后尘，人们决意从白鱀豚再转战江豚，如果又试图以江豚的人工驯养、繁育代替对长江河流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那么江豚就将是白鱀豚第二。事情很有可能向着这个方向发展，据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曾经长期饲养过“淇淇”的武汉白鱀豚馆，已经变为江豚馆，而分别拥有50多公里、80多公里长江干流江段的安徽铜陵淡水豚、湖北长江天鹅洲白鱀豚等保护区，目前基本上都不惧财力人力成本，乐于甚至深深沉迷于在故道水域对江豚的人工饲养上，相反都没有在各自保护区最重要部分长江干流江段上，积极开展有可能减轻减缓人类活动影响的保护工作。湖北长江新螺段白鱀豚保护区虽然在减免130多公里长江干流江段人类活动影响上做了许多有成效的工作，代表了就地保护的正确方向，得到社区渔民、涉江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受大环境影响正在筹备建立以白鱀豚为代表的保护物种人工救护饲养场，也曾把在自己保护区江段发现的健康白鱀豚个体，送到石首天鹅洲故道作迁地保护，后来不知去向。

       所有开展了人工驯养繁育工作的自然保护区，都会因为各方面注意力和资金投入的转移，或惧怕碰触、有意逃避开发建设压力而普遍弱化保护区现场管理，野生动植物自然生境被开发破坏的情况会更加严重，以致当信心满满回过头来欲放归人工种群时，却发现时过境迁，“自然”并没有等着人们有朝一日来放归人工种群，而是流失更快、更彻底，有的整体被挪作它用不见了踪影。同时和人一样有感知、有自然习性、有社会生活的野生生物生命个体，在由野生环境到人工环境再到野生环境这样一个主要表现“人为性”的流程中，还有能否适应的问题，许多生命体会因为经受不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反差和对崇高生命节律的太多折腾而暗然伤神直到死亡了事。

       安徽扬子鳄保护区在人工繁育扬子鳄30年，繁育中心已经鳄满为患，养殖池岸边水泥地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爬着令人却步的扬子鳄，并具备年1500条繁育能力的同时，野生扬子鳄却由保护起步阶段20世纪80年代的500多条，减少到现在的150条；扬子鳄自然生境也显著减少，以致保护区面积已由初建时的433km2调减至185km2，其中大部分还是连带保留下来不具有扬子鳄直接生境功能（扬子鳄是爬行类动物，必须要有水生态）的区域。伴随人工种群的建立，野生扬子鳄及其栖息地更加凤毛麟角，人工种群也没有回归到自然中去，以扬子鳄为旗舰物种的生态系统如何恢复、扬子鳄如何不再濒危，依然是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大熊猫也建立了数量相当可观的人工种群，同样遇到了如何回归自然的问题，曾经有百里挑一选择个体健壮者，在放归前进行过充分野外生活适应性指导，但放归熊猫仍然难以融入野外世界、找不到自己领地甚至被同类活活致死的情况。大熊猫“野变”难，“家变野”也难，四川卧龙保护区有100多只圈养大熊猫，为放归试验野化训练大熊猫“祥祥”近3年，放归后只生存了不到1年时间，以致未来5年“至少成功放归1只大熊猫”成了“熊猫爸爸”的心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放归人工熊猫，在都江堰玉堂镇马家沟开辟面积1.3km2的野放训练基地-“熊猫谷”，2012年1月11日举行仪式，从108只人工圈养大熊猫中挑选出的6只熊猫，将在这里经受野放前的训练。成都大熊猫研究中心主任说：我们用了50多年的时间来挽救大熊猫，还将用50年甚至更长时间让大熊猫真正回归自然。而此前的1月10日，英国《卫报》网站报道说，许多保护者担心该放归大熊猫项目会转移人们对保护野外大熊猫这一更重要任务的关注，可能导致悲剧。

      节选自《自然保护区展望：以历史使命、生存战略为视觉》（陶思明著，科学出版社2013年出版），段落有所编排，并删除了文内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