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飞鸟自由之身（修改版四）

陶思明

       再如迁地保护为野生动物提供安全屁护的需要。在自然保护语境中，通常称自然保护区为“就地保护”，也即主动就地球表面某一区域地貌景观、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各类野生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特殊生境的整体性、综合性、可预期性保护。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希望未来能达到一种自然的和谐、动态的平衡，既没有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自然，也无须刻意划区抑“人”扬“物”固守自然。但现在过于突出人对自然的利用而难能做到，还要主动推进保护、重在保护，创立自然保护区从形式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大道朝天、各走一半”的憧憬，大家公认是比较有效的保护方式。主要是依法管控、化解人类活动威胁，预防有意破坏自然对象物、阻断生态系统进程，大肆猎杀采伐野生动植物个体，进而维护、恢复区域生态系统的自然性，确保自然对象物能够不受、少受各种人为不利影响地实现其自然对策。依照自然模式，自然对策实现的越充分、越彻底，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就越充满生机，人类的福祉就越有保障、前途就越光明。
       所以，《生物多样性公约》在“序言”部分开宗明义：“注意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维持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在“就地保护”条款中要求各缔约国建立保护区系统，促进保护生态系统、自然生境和维护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物种群体。《全球保护区工作方案》（《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Ⅶ/28号决定（保护区（a）至（e）项）附件）进一步定位：“保护区是国家及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的基本组成部分。”从保护实践看，人们关注的也主要是就地保护，早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诞生之前，各国就在不断强化自然保护区等就地保护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建立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系统、自然遗产保护体系，《湿地公约》建立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制度，世界自然保护联盟10年举办一次世界公园大会等，也都是立足于就地保护。
       为了使就地保护确有成效，人们也不断从保护地（自然保护区）占陆地和海洋（国土）面积比例、保护对象有效覆盖及威胁管理等方面提出目标、措施。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曾经呼吁各国留出10%的国土面积设立保护区，以有效应对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物种不断灭绝的全球挑战。2004年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七次缔约方大会，提出最迟于2010年在陆地、2012年在海洋，建成全面而得到有效管理、在生态上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区域保护区系统，并形成全球保护区网络。鉴于至2010年大幅度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目标并未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2010年）又提出到2020年将陆地、海洋保护区面积占比分别扩展到17%和10%的目标。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4年11月发布的报告，2010年以来全球新增保护区面积达610万平方公里，累计有15%的陆地和内陆水域以及3.4%的海洋面积受到保护区呵护，森林保护区面积达780万平方公里。我国自然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统计等，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也一直是主要指标，目前占比约为15%。
       而“迁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性公约》定位主要是起到“辅助就地保护措施”的作用，包括建立和维持迁地保护、研究野生动植物的场地、设施，恢复受威胁物种数量并尽可能将其重归自然生境，管制和管理为迁地保护目的在自然生境中收集生物资源的活动，避免威胁到供体生态系统和供体物种等。这就清楚界定了就地保护与迁地保护的主次关系，特别是对迁地保护提出防止破坏供体自然对象物、人工种群回归自然等要求，突出强调了迁地保护必须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恢复物种野外种群及其生存环境这个根本目的。按《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环境保护部，2010）相关表述，我国迁地保护形式主要有种质资源库、动物园、植物园，也还应该包括物种重引入。实际上，迁地保护是各种原因引起野生动植物脱离原生境、原种群后的被动性、研究性、观赏性（动植物园）保护，以及野外灭绝物种的恢复性保护。脱离原生境的被动性保护成本高、风险大，应是被迫无赖之举，如三峡工程建设中对只在库区一带有分布，淹没后必灭绝无疑的疏华水柏枝、荷叶铁线蕨等特有植物种，实施了迁地保护。大凡尚存原生境的，大可不必迁地保护，况且设立自然保护区目的，旨在物种和生境一并保护，怎可再行迁地保护。
       就屁护野生动物安全来说，迁地保护虽然多了一个选择，但就地保护的优势是其所不能比的，所以从保护实践看也很少对迁地保护提出什么具体要求。就地保护的最大好处是可以一体化保护自然、半自然生态系统和野生动植物，这符合野生动植物是生态系统有机组成部分，整体参与构建生态系统并依赖其生存、发展的自然常态。而迁地保护只能以野生动物个体为工作对象，对其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条件则无能为力，好比可以从长江迁出白鱀豚、江豚，但谁也无法把养育它们的长江一起迁走，亦不可能再造一条有同样特质的新长江，让白鱀豚、江豚在迁入地有宾至如归的感觉。野生动物有自己的情感、行为和生存对策，在与生俱来的自然家园生活，与人力作用下背井离乡、寄人篱下，这个差别不是人以其爱心可以度量和弥补的。
       由此而自然保护区能就地保护好自然之常态，就已经无比光鲜靓丽，令迁地保护自叹弗如。至于现实中管理不力、成效难彰，常被奚落为“纸上的自然保护区”等，那是面对经济利益强烈觊觎保护区内土地、水、矿产甚至吹过的风（用于发展风电）等实体资源和空间资源而落实困难，也包括保护管理本身软弱等，而并非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形式有什么瑕疵。这是大前提，怀抱舍我其谁的比较优势，自然保护区却不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价值追求、乘风破浪奋勇向前，居然热衷于以人工驯养繁育式迁地保护来屁护野生动物的安全，实属避长扬短，有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初衷，也缺少了最基本的自信。
       准确地讲，自然保护区人工驯养繁育还不能与严格的迁地保护划等号，不过更少含金量的“就地人工化”而已，也仅仅是从防范不被猎杀、提供食物、遮风挡雨等方面，对存栏在养失去行动自由的野生动物个体有所屁护罢了，而在供体物种自然种群安全性及其生境的保护上，并无任何溢出效应。在自然环境里，野生动物确实经常会遇到肌肠辘辘、风雨交加甚至掉陷井、被追杀等挑战，从人性化观点看不够安全，但它们是自然之子，除过度猎杀和人为驱动力导致的生境丧失外，其它都不构成安全问题。更“从长远的观点来讲，对物种的人工繁育或迁地保护本身，并不能认为就是自然保护”（《保护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因为自然保护目的是维系区域生态系统整体及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而不是只保护其中某些孤立的元素。其实，这方面的正确认知并不缺乏，更不断有自我否定，许多自然保护区已经在为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野生动物人工种群，如何重归自然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努力，惟恐人工种群不能变野即为例证。
       真是事实胜于雄辩，一些自然保护区逐渐回归理性试图让人工驯养繁育的野生动物尽快重归自然的实践，又对“迁地保护”与“就地保护”在屁护野生动物安全上熟轻熟重作了另一番注解。人们自始以来，就由衷赞誉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植物的乐园，直到今天这一说法也不曾改变，代表着对科学精神的坚守、自然规律的追寻，何来自然保护区也要通过迁地保护庇护原生野生动物安全的诉求，这完全是一些人一厢情愿式杜撰出来的。实际情况是自然保护区除承担人为划界内野生动物乐园功能外，对促进改善周边地区生态环境也有明显效应，野生动物会适应生境向好的变化，见缝插针式扩展其分布范围，人们近年常反映在一些保护区周边可以看到的野生动物明显增多，即为乐园功能的显著溢出。当然自然保护区也经常出现和“乐园”不相符合的逐多情形，但这并不表示要把野生动物人工收养起来才能实现保护，那不是就地保护之道，相反会破坏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与繁荣。
       实际上，自然保护区大行人工驯养繁育式迁地保护，在为人工种群提供有限安全屁护（尚解决不了野性下降、抗性和生存力变弱，疾病率和死亡风险增高，游离于自然生态系统之外等问题）的同时，极有可能加速恶化供体物种及分布区野生生物整体安全形势。在这个更为宏观、深刻的议题中，相比较为了成就人工驯养繁育而消耗自然种群、干扰自然繁衍的直接威胁，那些以人工驯养繁育成就的个别濒危物种人工种群“欣欣向荣”场面所产生的间接威胁，更加可怕、危害更大。在当前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越来越紧缺的社会背景下，它可能诱导人们混淆“自然力”与“人为力”，误以为自然保护区并不总是要“让自然保持自然”，可以改弦更张把野生动物就地人工化，并以此为心理安慰和决策依据，转移生态系统和生境保护工作方向、投资重点，回避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及矛盾的主要方面，放松人类威胁管理。而恰恰是这些方面的工作，在实现自然保护区功能上起着基础性、决定性的作用，放松管理甚至不管理的结果，便是更多自然区域的开发破坏，于无声处将更多物种置于非常不安全的境地。
       事情也极有可能向着这样的方向发展。如前述进行丹顶鹤等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育的自然保护区，经过投资建设汇聚了科研办公、圈养笼舍、食物生产、驯化基地等一系列设施、设备，物质文明建设成果丰硕。当然比起那些驯养繁育国宝级野生动物的保护区来，也许还存在较大差距，但也足以迎合不少人把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看作建设项目的模糊认知，促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文化向自然保护的渗透，只要资金和项目多、设施设备好，工作就有成绩。特别是笼舍圈养的丹顶鹤等野生动物，不因生态习性和天时地理变化而迁徙，长年固定居所，人随时看得见、摸得着，还可以飞行表演提供娱乐等，这使“驯养繁育”成了相比“自然存在”更容易得到肯定和支持的政绩展示窗口。以致许多人千里迢迢去自然保护区考察调研，首先看到的现场、听到的介绍便是驯养繁育，而对于如何管控、化解有威胁的人类活动，自然生态稳定向好或继续退化等情况，反倒难有更多了解，旅游参观者更是如此。这分明在引导保护界乃至全社会将自然保护关注重点转向人工驯养繁育，淡化栖息地保护，并形成恶性循环。
       如此，自然保护区落实保护就更为困难了，在一些人的眼中甚至失去正当性，认为既然野生动物可以人工驯养繁育，为什么还要保留那么多野外生境，以致放任、助推开发破坏自然保护区内外已经寥若晨星的自然生境的情况比比皆是。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等黄渤海潮间带泥质滩涂食物尤其丰富，向来是珍稀濒危物种小青脚鹬、勺嘴鹬、黑嘴端凤头燕鸥、黑脸琵鹭等众多候鸟迁徙必经之地，鸟儿在这里“歇脚”“加油”，或消解一路劳顿、积聚再出发能量，或筑巢繁衍后代、相约迎接春天，世世代代视作它们的幸福家园。然而，“让候鸟飞”公益基金发起的黄渤海围填海现状调查，却发现开发热潮中的黄渤海潮间带滩涂几近消失（人民日报，2014.10.18）。同样具说服力的是以建立丹顶鹤人工种群为荣的自然保护区，近年来土地围垦、工农业生产、旅游开发、城乡建设都有增无减，实际保护面积减少、栖息地质量下降，似乎以自我为中心的迁地保护，正在代替与开发建设充满矛盾冲突的就地保护。然而，没有自然栖息地的安全，就没有野生动物的安全，所谓分布于自然保护区并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野生动物，需要和可以通过迁地保护屁护其安全的说法，实难成立。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本来因黄河、长江入海泥沙及海洋动力作用，滩涂逐日淤积成陆而天天在“长大”，但几经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开发建设项目主导的调整，保护区在范围向近海一侧挪动后，面积仍由4530平方公里减少到2470平方公里。即便如此，当地还有多个风电场、围垦等项目继续落地，保护区自己出租土地（水面）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又在自然性好、鸟类聚集多的地方开发了旅游景区。辽宁双台河口自然保护区面积由多年实际管理的1200平方公里变更为800平方公里，说是做到与当年批建面积相符，真正动因则在开发建设的合法化。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人口比建区当年大幅增长的同时，成就湿地景观的乌裕儿河来水几近全部截流，现在靠政府协调花钱买水、工程输水，勉强维持部分区域的湿地特征。
       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野生动物安全问题，除依法禁止猎杀外最主要、最有效的解决办法，莫过于就地保护好它们年复一年眷恋、世代相传深爱着的美好家园——自然生境。这也是自然保护区以崇尚自然、保护野生为价值追求，就地保护资源环境自然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舍此自然保护区就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在各地时不我待抓发展对土地、水、矿产等强烈需求中，更难于坚守保护的诉求和阵地。现在丹顶鹤野生种群的安全性（如自然生境可获得性、食物丰度、人类活动干扰协迫等）大不如前，由一干自然保护区就地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及大队人马辛勤工作提供生存保障的生命体在凋零，显见人工驯养繁育没有为其自然种群和自然生境提供任何安全庇护。欲寻求改变，展现丹顶鹤等生境改善、物种复兴的乐观未来，还得回到就地保护上来。